分别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实用派，张之洞和翁同龢等人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及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晚清举凡机器制造、铁路建设、轮船招商、煤矿开发、海军陆军的重建、与洋人的诸般交涉，莫不以李鸿章为领袖。然而李鸿章首要关注的是事功而非德性。他曾对人说：“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spass="mark" title="转引自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08年，第73页。"> 对事功的过度强调会改变对于政策的评价标准，事功的评价标准是可以被高度物化的，李鸿章以国家的现实利害为鹄的，亦以利害驱使人。此种治术可能效率尚佳，但是无法拥有更大的历史视野，无法带来更强的精神凝聚力，无从回答人们的道德质疑，乃至无法将各种不同的力量整合起来戮力同心。乐于参与李鸿章所主持诸般利害之事的人，可能多为有才无德之徒，此辈躐等而进，遂让李鸿章的洋务努力看起来颇为可疑，也招致了清流的激烈抨击。清流领袖之一翁同龢执掌户部，因此而对李鸿章的费用严加管控。李鸿章的实用主义路数，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他只能在甲午战争中“以一人敌一国”，其欲不败亦不可得。

    因此，李鸿章本人对于帝国的命运虽有至深忧虑，对于极力变法维新的康梁党徒也暗中颇为赞许，面对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却也只能做个裱糊匠而已。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剧变”的帝国，不是单靠事功便能完成自我拯救的；权术并非政治，倘不能寻找到一种新的理想，以其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要素，任何基于权术的自强努力都只能归于失败。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spass="mark" title="梁启超：《李鸿章》，何卓恩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此说或有强李文忠公之所难，却也不为无当。

    张之洞、翁同龢等人为代表的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坚持以中学为体，以此匡正世道人心，并为具体的事功确立判断标准；以西学为用，以成国家富强之事功。张之洞尝言：“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spass="mark" title="张之洞：《劝学篇》，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区别于郭嵩焘，他们明确地打出了中学为体的旗号，实则表明中国本位的态度；区别于李鸿章，他们明确地树立起了事功的道德标准；区别于保守派，他们认同西学在事功层面为中学所不及的效用。张之洞将“体”“用”分开的做法，重新定义了文化的内容与边界，给了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改革努力以精神规范，从理念的层面来讲较之李鸿章要更加高明。

    但是，这样一种重新定义的努力，并无法真正地解决帝国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此种体用之分，只是在理论上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一旦进入到现实的实践当中，两者相当难以划分，甚至根本上是无法划分的。作为“体”的中学，在以文化作为基本识别标准的帝国中，不仅仅体现在世道人心层面，更体现在各种日常的建制当中，并且无数人在这样的一种建制当中有着现实的利益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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