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e="参见本第四章第三节第三小节。">大清帝国内部的汉满蒙回藏诸部，各自起到其他部分起不到的功能，相互依赖相互成就，从而帝国内部有着一种多元的均衡。但是太平天国之乱带来了一个后果，即大清内部的军事秩序、财政秩序、人才秩序全方位地转由中原汉族地区主导。<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五章第二节第一小节。"> 另一方面，在天下秩序的差序格局下，帝国内部的多元异质要素可以和谐共存，但西方的压力催生了构建普遍均质人民的需求，则要将异质要素做均质化处理。可是均质化的内涵是什么，却处在一种含糊状态。这些问题都使得帝国的内部均衡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依照传统的秩序想象，帝国本应作为文明秩序的至高点存在，外部世界相较于帝国核心区则有着文明落差，渴慕着由核心区向外的文明流溢；但是随着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发现时下的帝国不仅不是文明的至高点，反倒有沦为野蛮之危险，这样一种文明之差序结构倒置的情况，令得帝国的外部均衡也被打破了。

    全方位的失衡，带来了改革的迫切性，汉人在改革过程中越发地处于主导地位，满蒙贵族就越发地恐惧自己将会在帝国内部被边缘化，乃至大权旁落，无有容身之所。故而有了满洲统治集团越发保守的政策出台，又及端郡王载漪、大阿哥溥儁父子，趁着百日维新后慈禧太后动了废帝改立的念头，而生觊觎皇位之心，与其党羽在朝堂上刻意挑拨，以至于最终出现了大清向十一国列强宣战的荒唐之举，引发庚子之变，终致国势跌入谷底。这样一种过程，使得改良派的话语空间开始受到压缩，更加激进的革命派则获得越来越多的影响力。

    梁启超所引入的民族主义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渐被改良派/立宪派与革命派做了两种不同思想路径的阐发。这两种路径对于何谓“民族”，中华民族都应包含哪些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对20世纪的中国史影响至为深远。两种路径分别是章太炎为代表的汉民族主义，对民族取本质主义的理解，革命派多取此种路径；以及杨度为代表的政治国族主义，对民族取政治、历史主义的理解，立宪派多取此种路径。

    在章太炎看来，满洲统治者与汉族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性的，更是本质性的。戎狄从本质上来说便不属于人类范畴，“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戎狄，不比于人，而晚近讳之”<spass="mark" title="章炳麟（太炎）：《訄》，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9页。章太炎的思想前后经历过多次变化，因此他多次修订《訄》。第一版当中的反满情绪并不如此激烈，经历庚子之变后，章太炎的反满情绪激烈起来，此处引言便是出自庚子之后章太炎修订的第二版，这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一版。">。 戎狄可被比附为犬羊禽兽，而不可以人类待之，故而必得将其驱逐，方可令皇皇华夏重新恢复自己的文化与历史。革命成功之后，所建立的该当是个共和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曾有的传统，章太炎在写作中的纪年便是用的“共和纪年”，以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共和元年”为纪年起点。光复后的中国，其疆界领土也以这种本质性的种族差异为基准，“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spass="mark" title="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原刊于《民报》第十五期，作于1907年），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生活&middot;读&m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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