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被表达了出来。他谈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spass="mark" title="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作于1899年10月15日），载《梁启超文集》，第69页。">梁任公此段话的核心意思，便是这个国家/国民要通过自我立法而得精神自觉，从而获得其在世界上的自立。

    而自我立法的这个国家/国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然后才知道该向何处去。对国家/民族的自我认识与理解，首在于其历史叙述。故而，梁任公先是反思中国传统史学，评之曰：中国旧史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又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spass="mark" title="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作于1902年2月8日），载《梁启超文集》，第223—230页。">传统史学的这种叙事逻辑，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正应其所需，因为如此叙事所构建起来的正是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差序秩序，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是一种循环论的时间观而非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陈迹”正是“今务”的评判标准。但是对于亟须变法重构自身的帝国而言，则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显然无法为变法提供正当性，也无法为未来给出方向性，以至于变法本身无法获得用以衡量自身正当与否的标准。

    故而，梁任公意识到并表达出，构建新的历史叙事的必要性。他提出新史学的几条原则：第一，历史乃是叙述区别于往复循环之进化现象的学科；第二，历史所叙述的是群体的进化而非个体的进化；第三，历史要通过对于群体进化的叙述，而求得世间之公理公例，故而所谓史学是要以过去之进化，引导未来之进化。<spass="mark" title="梁启超：《史学之界说》（作于1902年3月10日），载《梁启超文集》，第231—236页。"> 依此准则而重写的历史，自然会将人民自我立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在历史叙述当中铺陈出来，变法维新因此也有了至高的正当性；过往的中国旧史学将作为构筑新史学必要的素材来源，而新史学将为旧史学的各种记述赋予全新的意义。最终，中国将通过自我立法而实现“新民”之功，令民族获得精神自觉，予旧邦以新命，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一的文明未曾断绝的国家，而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pass="mark" title="“四大文明古国”云云，此类说法也系梁任公的发明。他曾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作于1900年1月30日）云：“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对此小节自注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载《梁启超文集》，第730页。这样一种说法，在实证史学上或可商榷，但就塑造民族意识的凝聚力而言，毫无疑问是个天才的发明。"> 这样的一套叙述，将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极为陌生的东西，带到了传统中国的面前。

    <spass="bold">2.民族主义之两途

    前文曾经述及，<spass="mark"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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