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中国本身有着远比其海洋面相更加复杂的秩序结构，但是整个秩序的成立，其中的核心能动性力量却无法脱离开海洋面相而获得理解了。

    <spass="bold">3.南洋华人的逆袭

    太平天国虽然预示出了这一系列新的特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仍然是传统帝国要反复面对的境内流民问题。它虽然起自近海地区，但随着深入中原，渐渐又浸染上浓厚的农耕气质；而与其对抗的湘淮诸军，也只是用上了近代火器的传统军队而已。另有一个方向的流民，却是下到南洋及远漂海外，这一群体承载了更为深刻的海洋气质，在传统帝国的边缘打开了真正新鲜的可能性。

    依据滨下武志的研究，15-16世纪以后，在亚洲地区存在着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内市场。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不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打开闭关锁国的亚洲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上述西欧国家加入和改组亚洲市场的过程中形成的。<sp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280—281页。">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圈在微观层面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而在将印度商品贩运到中国这个方面，微观层面上发挥中心作用的则是印度的贸易络，尤其是来自印度的帕尔西商人，这是首批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印度人，到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中印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都掌握在帕尔西人的商业络之中。<spass="mark" title="参见［法］弗朗索瓦&middot;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第175—178页。"> 东印度公司连接起的中国—印度—英国的三角贸易关系，是基于对既有的贸易秩序的参与和改造而成；但也正是这种参与和改造，将亚洲的海洋秩序引入了全球秩序，激活了其潜在的世界属性，<spass="mark" title="“海洋不知道疆界为何物，而且将是唯一的、无须考虑地理情势和邻里关系的统一的空间，这种空间对于和平的商贸抑或是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都应该保持一视同仁的自由和开放。”［德］卡尔&middot;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76页。"> 使其不再是作为大陆的附属物而存在。

    南洋的华人世界也有过这样一个变化。自宋代起，即有华人远赴南洋讨生活，到了15世纪之后，下南洋的华人渐渐形成了规模，主导了东南亚的贸易与经济秩序，并形成了侨居当地多代的土生华人群体峇峇。土生华人与其先辈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家乡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移民络，是东南沿海华人继续向南洋迁徙所依托的管道。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模式发生了变化。随着西方人在各通商口岸建立殖民据点，香港、澳门成为转运港，外国公司直接进入中国招募华工，外国轮船直接运载华工，外国公司直接雇用华工，西方人建立起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移民络。<spass="mark" title="［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105—106页。">中国的过剩人口，获得了一个出口。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大量的华人脱离了大陆帝国的统治，他们在南洋进入到一个远比此前的亚洲贸易秩序更加复杂与庞大的贸易体系。南洋地区作为全球贸易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香港和新加坡成为各种贸易信用的汇聚点。据研究，中国—印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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