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贸易过程中的信用流动，主要不是靠真金白银，而是靠汇票等金融手段完成即可。所以，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并未流向欧洲，而是大部分留在了南洋，尤其是新加坡——这也与白银在东方的购买力强于采行金本位的西方直接有关。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购买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华人劳工。<spass="mark" title="［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446页。"> 被吸引来的劳工，便是充满血泪史的“猪仔”。这样，东南亚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它面对着庞大的世界市场，拥有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大量货币资本的流通，有着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权和现代经济、技术，再加上价格低廉又吃苦耐劳的华人劳工，东南亚发展起一种殖民地经济的畸形繁荣。

    华人劳工和庞大的华人贸易络，是这种经济繁荣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庞大的流民群体不呈现为破坏性力量——一如太平天国——而是呈现为建设性力量。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南洋，以及更加遥远的美洲、澳洲等地。由于家乡所面临的“内卷化”问题，使得中国劳工能够接受在外人看来非常之低的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以至于中国劳工迅速地成为移民地的主要劳动力。

    对比前文引用过的赵冈先生的研究，他提到中国农村的过剩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极为低廉，这在封闭的社会中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这里我们可以再引申说一下，在中国本土还未工业化的情况下，即便是进入一种开放经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也无法形成中国本土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会为外部世界所用，通过劳工的地理迁移，而对输入地的劳工阶层形成巨大竞争压力，并引发一系列排华问题。华人在西方人建立的政治秩序中，能够感受到现代法权带来的权利和秩序，并对此非常欣赏；<spass="mark" title="例如，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1899年曾如此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官吏。坦率地讲，在这里发展业务比在中国要容易得多。”转引自［美］孔飞力《华人的外迁及回归》，谭旭译，载《东方历史评论》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但是，排华问题会让他们感受到巨大的屈辱，其所欣赏的法权秩序里，包含着对华人的特殊歧视。这些屈辱，会激发出一种民族主义情结，海外华人渴望着母国能够保护自己，或者母国也能够拥有这些现代制度。母国的不争气，遂将民族主义逐渐引向革命激情，推动母国实现现代政治转型。当然，这个转型过程会很漫长，但是转型过程也会使得母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展开；只有待到中国真正地从政治层面上自我组织起来，完成现代转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才转化为中国的经济竞争优势。

    排华运动大致在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而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生成的。在进入19世纪后期之前，“中国”这样一个空间概念仍旧从属于“朝代”这样一个时间概念，所以海外华人并无国家意识，对待“中国”的态度含糊不清；但是随着西方的国家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受过教育的华人想象母国和想象政治的方式开始变化了。

    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派保皇党或革命党的领袖陆续来到南洋，他们进行了大量政治宣传，将华人对于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答案：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保护他们。一种源自外部教育的民族主义意识被激活。<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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