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方向得风气之先。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西南俨然成为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重镇。英国循道宗传教士柏格理在黔西南大山深处石门坎地区的一系列迹般的作为，是这种传播过程最为突出的例证之一。

    对于多数国人而言，在1915年过世、号称“苗王”的柏格理，在今天已是个湮灭无闻的名字。柏格理出生于1864年，1887年放弃了英国公务员的职位，作为循道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艰苦地工作了十几年之后，柏格理传教的成效仍未达其初衷。直到1904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极为闭塞、穷困的贵州威宁石门坎。柏格理在这个苗族聚居区学会了苗语，穿着苗服，在恶劣的环境下与苗民同吃同住，很快赢得了苗民发自心底的信任。1905年，柏格理在几个通英语的苗民协助下为苗族创制了文字（今天被称为柏格理老苗文），文字中既有拉丁字母，也有柏格理从当地人衣服上绣的花纹中采集来的图形，将这多少世纪以来已渗入苗人潜意识当中、包含着文化隐喻的图案转化为苗人进入现代知识的入口。

    柏格理用新创制的文字翻译《圣经》，为苗人编写识字课本，并开始建设学校。到民国成立的1912年，学校已经颇具规模，柏格理将其命名为“光华小学”，取光复华夏之意。为了让苗人有国家意识，柏格理还用苗文拼出《论语》等儒家经典，以供对汉字感觉吃力的苗人学习。经过柏格理及其后继者的不懈努力，石门坎在民国时期便培养出了不少大学生，还有硕士、博士。而这些走出石门坎的高才生，牢记柏格理的教诲，毕业后绝大部分又回到石门坎，努力改变自己的家乡。

    柏格理又将一系列的西方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引入了石门坎，在学校里修建了体育场、游泳池，对学生和苗民进行体育教育。每年端午节，石门坎会举办全民运动会，到30年代，能够吸引周边数省上百支运动队来参加，赶来的现场观众可达两万多人。石门坎的足球队远近闻名，甚至到了1959年的男足国家队里面，还有几个出身于石门坎的人。21世纪到访石门坎的西方人，也曾惊讶地发现当地有操着英语向他秀脚法的苗族老人。

    柏格理的这些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石门坎，将其从穷苦落后闭塞之地，一变为远近闻名的西南文化高地，堪为并立于晏阳初、梁漱溟之乡村重建工作的另一尝试，且成效斐然。柏格理本人，则在1915年袭击当地的一场伤寒瘟疫中，把药品全部留给学生使用，自己病倒以至撒手人寰，最终葬在了石门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而他的工作则由其所属的教会继承了下来，派其他传教士来到当地，继续推进。<spass="mark" title="感谢陈浩武先生帮助笔者了解了柏格理，陈浩武先生受柏格理事迹感动而组织了公益教育基金会，在石门坎地区推动公益事业。关于柏格理的生平，可参见阿信《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大象出版社，2009年。关于柏格理在石门坎地区的一系列迹般的事迹，可参见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柏格理的人格魅力极为令人折服，但这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柏格理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改变石门坎这个地方？<spass="mark" title="为何中原做不到，其原因相当程度上前文已有解释（参见本第一章第六节），更需要解释的是为何柏格理能做到。">

    这种醒目的对比，与亚伯拉罕系的一神教与非一神教之间的区别有着深刻关联。非一神教的信仰有个特征，就是它往往与信徒所生长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地理有着关联，比如神道教与富士山，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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