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ss="mark" title="参见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middot;阿富汗卷》，商务印馆，2000年，第179—182页。"> 泛伊斯兰主义中有着革新伊斯兰教的主张，其在中亚被又被表达为革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相结合，有着更复杂的影响。<spass="mark" title="感谢黄达远先生与笔者在这方面的讨论所带来的启发。">

    俄国构建内亚秩序的努力，由于前述力量的存在，总是投鼠忌器，反倒成为其战略执行上的障碍。俄国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结束，一直阻止布里亚特和内、外蒙古合并，就是担心泛蒙古运动伤及自身，一如它担心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伤及自身，不会去尝试吞并新疆一样。

    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博弈冲突，对大西洋之风的策源地欧洲也构成重要影响。法国为了对抗德国，在1893年与俄国建立了协约关系；一直坚持“光荣孤立”的英国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在1904年也与法国建立了协约关系。对法国来说，英俄两个协约国处于博弈冲突的状态中，有可能让其精心构建的联盟关系变得无意义，因此它极力斡旋英俄两国关系，试图让它们也结盟。《英法协约》的核心文件《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声明》，确认了埃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该声明还附有一项《赫底威敕令》，敕令可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外国债权国无从干预英国对埃及的独占，但敕令需要经过法、俄等埃及的债权国同意才能实施，这便构成了法国协调英俄两国谈判的入手点。英俄两国的谈判围绕达赖喇嘛问题、布里亚特人同西藏的宗教联系问题、“科学考察队”问题以及“西藏的对外交往不受他国妨碍问题”等展开，最终在1907年两国签署协约，完成了关于西藏以及埃及、波斯等诸多问题的交易。<spass="mark" title="参见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第249—258页。">

    大西洋的风与印度洋的风，在西域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中国却因此又一次以中介性的身份获得其地位；内亚地区复杂的精神秩序，以及大博弈的两个主角更复杂的国际政治需求，使得大清成了必不可少的第三力量，它虽然虚弱，却因这一身份而得以保住西部疆域。

    西藏的命运与远方埃及的命运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勾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汉、唐时候曾反复看到的草原-高原的南北关系与中原-中亚的东西关系的对峙结构，此时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呈现为西伯利亚-印度的南北关系与中国-中东的东西关系的对峙结构；以内亚为轴心的地缘战略大十字，在历史上不断扩展着其规模。这也不啻一个历史隐喻，证明了在这个历史阶段，外交，而非内政，才是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与中华帝国赖以维系自身的根本。<spass="mark" title="笔者在《伊斯坦布尔的文明转型——土耳其政治札记》（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一文中，曾对此问题做过进一步的探讨。">

    <spass="bold">五、西南的迹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历史当中的一条支线，是儒家传播极限的一个现成例证。前文曾述及，<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一章第六节。"> 西南因山川阻隔，官僚难及，曾作为逃避帝国统治之人群的重要去处；又因有水路与山谷通畅，而在近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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