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恒河，道教与五岳，儒家（教）与中原，等等。由于该种自然地理不可复制，于是即便这些宗教有着普世性的取向，它也会在事实上被还原为特殊性的，难以超过某个传播半径之外。尤其是在传统社会，非一神教的组织结构，会很容易与其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信仰本身被建制化。原本是令人得自由的信仰，在被建制化之后，反倒与个体自由之间会形成张力，发生矛盾。在纯粹的传统时代，一般百姓很可能感知不到这种张力，因为信仰与社会、与政治、与经济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嵌合在一起的，对百姓们来说，世界理应如此。此时人们对于信仰被建制化所带来的变化，是日用而不知的，这是传统社会的常态。但是当传统社会遭遇到新资源的大规模涌入，或者遭遇到外来力量的挑战，则其延续经久的政治-社会结构便有可能全方位的崩溃。

    这种崩溃在信奉一神教的西方世界率先到来。地理大发现之后，来自新世界的海量资源，远洋贸易积累起来的与土地占有无关的巨额财富，都使得欧洲数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社会均衡遭遇到巨大破坏，形成了卡尔&middot;波兰尼所说的“脱嵌”。<spass="mark" title="参见［英］卡尔&middot;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韦伯的“脱魅”、波兰尼的“脱嵌”、吉登斯的“脱域”（参见氏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三大重要理论基础。（感谢刘擎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对笔者的提示。）"> 宗教不再是社会的引导力量，经济如脱缰野马脱开了各种传统结构的约束，其他要素倘若不依循经济的新逻辑来调适自己，则注定会崩溃瓦解，社会接下来就会进入痛苦的转型阶段。西方世界因此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当中，从16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算大致完成这个转型期，脱嵌的社会重新再入嵌。完成秩序重整的西方世界，其经济与军事力量开始对非西方世界发生冲击，并令后者也开始进入脱嵌的逻辑。非西方世界的物质秩序崩溃了，而与物质紧密嵌合的精神秩序，也随之遭遇到巨大困境，人们丧失了价值感，丧失了方向，内心充满彷徨，社会道德走向普遍的堕落。

    非西方国家因此面临着重建秩序的任务，这通常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第一种路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暴力；第二种路径是，引入新的精神资源。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是将这两种路径联立起来推进的。

    新引入的精神资源必定与此前建制化的精神表达有很大的内在区别，才能应对现实的精神困境。人们对此最容易做的尝试，通常是对已经散脱的既有精神资源进行再解释。晚清时期一些士大夫如郭嵩焘、徐继畲、王韬等都曾尝试过这种办法。但对传统精神资源再解释的努力，会遭受到一系列的困境。最大的困境在于，再解释的时候，无法把传统精神资源从本质上与其原有的建制化结构剥离开；于是那些对原有的建制化结构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会反过来对再解释者进行攻击。这种攻击会获得很多支持，又是尝试进行传统再解释者在本质上无法避开的，于是他们只能痛苦地看着国事糜烂。<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五章第三节第一小节，还有对郭嵩焘式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的更进一步讨论。">

    柏格理的工作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从外部引入精神资源，以全面重塑秩序。而能够完成此种功能的精神资源，便只能是一神教了。因为一神教的上帝“无中生有”，凭空创世，上帝在宇宙之外，所有的标准、伦理都是来源于宇宙之外上帝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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