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mark" title="参见［新］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年》，载《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姚楠编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134—137页。">在南洋的帝国边缘之生存体验，反过来也改变着维新派和革命党的政治想象。而在大清一边，帝国的政治想象也在发生变化。到1909年，大清颁布国籍条例，建立了一种血统主义的国籍法，规定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是中国人，则无论其本人出生于何地，皆属于中国国籍。这造成了作为南洋少数族群的华侨与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华人成为当地秩序中一种身份暧昧的存在，进一步成为被歧视与被排斥的对象。海外华人出于寻求保护的现实需要，以及通过文化自豪感来摆脱屈辱感的需要，进一步地有了民族主义情结，以及衍生出的革命激情。

    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了大量支持，以至于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而海外华人最大部分便分布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广义南洋地区，其次是在美国。自同盟会在东京设立本部后，其分会以南洋地区会员最多；南洋地区华人的革命报纸之多，亦为其他海外地区所不及；就起义而言，在中山先生组织的十次起义中，有八次以南洋为支援。<spass="mark" title="参见蒋永敬《辛亥前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之支援》，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第222页。"> 南洋地区对于革命既有人力的支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有二十九人直接来自南洋），又有财力的支援，占到中山先生革命募款的近85%，再加上美国，则占到超过93%。<spass="mark" title="海外华人革命起义捐款，香港占28.15%，星马地区占25.86%，安南暹罗占16.07%，美国占8.84%，缅甸占7.07%，荷属各埠占4.67%，菲律宾占2.57%，其余都在2%以下。转引自陈树强《辛亥革命时期南洋华人支援起义经费之研究》，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第255页。"> 中山先生所筹集的捐款，大部分并非来自富商，而是来自中下层华人。因为富商多半是已经在当地经营多年甚至多代，属于上流社会的一分子，有各种渠道和办法参与到南洋的殖民秩序当中，规避掉歧视性的规定，感受不到太多苦难；而中下层华人则远未进入殖民地的上流社会，是各种歧视性规定的直接针对对象，也没有足够多的办法来应对，所以尤其渴望有个强大的祖国。

    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需要寻找到将其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内嵌在南洋华人社会当中的会党组织，便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中山先生将会党力量充分动员起来，成为其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资源。<spass="mark" title="据洪门的一位现任龙头大哥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有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参见许知远、方曌《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载《东方历史评论》第二辑）。这样一个数字或许会有所夸张，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倘无会党力量作为最重要的组织资源，单纯依靠抽象的革命理念，势单力孤的孙中山是无法组织起义活动的。">但是，会党的关注范围便也决定了此种革命的极限。南洋华人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省，会党与祖籍地的宗族组织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牵连关系，他们首先关注的还是这两省的繁荣。“它不仅是一种有条件的民族主义，而且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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