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物，也再一次扭曲了中国转型的路径。<spass="mark" title="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留学日、德、俄、英、美、法等不同国家的，其所受到影响的方向有较大差别，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参见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spass="bold">三、大英帝国主导的新秩序

    <spass="bold">1.英国的帝国逻辑

    大清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便是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全球性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在法权意义上表现为国际法体系，在安全意义上表现为大英帝国海军治下的海洋和平。这几个方面，实际上不仅仅是规定着大清的转型方向，相当程度上也规定着包括欧洲大陆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转型方向，凡是逆其道而行的国家，多半都走不远。咨诸历史可以发现，英国（以及后来接续它的美国）构成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而法、德、俄等国，则没有办法约束别人，只能约束自己。几个大陆强国试图封锁英、美的时候，结果都是自我封锁；英、美反过来试图封锁它们的时候，则差不多变成了代表全世界对其进行封锁。这里的原因，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以及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入口。

    近代世界秩序的兴起，其最初的动力来源是欧洲推动的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在远洋贸易开展起来之前，欧洲处在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有些类似于中国周代的状态），各封建领主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力量均衡。封建邦国军事能力的规模取决于其财政能力的规模，而财政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在封建庄园经济是主要经济形态的时代，一个领主占有土地的规模便决定了其军事能力。由于诸领主占有的土地规模相去不远，领主间的均衡就比较容易达成，并且很难被打破。直到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原先被隔离在天涯海角的那些力量，在经济意义上连为一体，远洋贸易商人不占有土地却同样能够积累起巨额财富。这种新的财富形式的出现，为领主一方带来了新的财政模式；新的财政模式催生了新的军事模式；新的军事模式，使得过去所有基于庄园经济的封建割据式的政治组织形式无法再生存，既有的均衡被全面打破，稳定而又停滞的中世纪欧洲陷入了严重的秩序混乱，从而推动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绝对主义君主击败了一直不肯老老实实奉其号令的附庸，近代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兴起；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又使得过去基于宗教所进行的政治正当性辩护开始失效，需要新的政治哲学的出现，而新的政治哲学所勾勒的价值秩序又可能进一步引导人们的行为取向。欧洲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地崛起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spass="mark" title="这是个极简略的叙述，笔者的相关思考受到一系列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启发。诸如［英］佩里&middot;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查尔斯&middot;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托马斯&middot;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意］杰奥瓦尼&middot;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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