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炼当中，才能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路上。

    <spass="bold">3.新人才的培养

    洋务一开，人才便是重中之重。没有足够人才可用的情况下，大清只能雇用外国雇员代为办理洋务事宜。但外国雇员良莠不齐，其对大清的忠诚也并不总是靠得住的，所以大清开始陆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但留学生的身份问题是个麻烦，因为帝国公派留学是要补科举之不足，而科举制本为帝国的统治基础之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倘若留学生的身份与科举之间无法找到有效的兼容之制，则派遣留学反而会成为帝国的自我瓦解之举。所以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留学的人数始终很少。因其少，既有的秩序对其的吸收就并不困难；但也正因其少，则大清要办洋务又完全不敷使用。终于，经历庚子之变后，大清痛下决心废除了科举，学部又于1906年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列最优等者，赐进士出身，考到优等及中等者，赐举人出身，并加以某学科字样。如此一来，留学生骤然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其人数在1905年之前每年仅千余人，1905年骤增至8000人，之后便过万并持续上升。<spass="mark" title="参见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middot;第一卷 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这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一方面，海外留学生逐渐有了新的视野，形成新的世界观，对于政治有了新的理解，这与帝国的旧视野很难兼容。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无法为如此之多的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入仕的机会更是相对有限，前途的极大不确定性，使得与帝国日渐离心的情绪在留学生中传播开来，以致清政府发现，新式学堂里“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惊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spass="mark" title="转引自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middot;第一卷 1800—1949》，第189—190页。">

    反观国内，旧式读人因科举废除而丧失了进身之途，无处可去，遂也变为疏离于帝国的力量。在科举制下，普通百姓对于传统道德有敬畏，对于乡绅有信服，乡绅起着维系传统道德、联系乡村与帝国政府的功能。因科举的废除，这些功能逐渐不再有过去的效力；而新式学堂又只会设在城市，不会设在乡里，于是帝国基层乡村便没有了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乡村秩序陷入一种溃败状态。<spass="mark" title="萧功秦先生曾讨论过废除科举与清末社会进入游离态的关系。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1999年，第226—240页。">

    海外留学生对于帝国很疏离，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关于“政治世界”的意识，多数人仍是在“伦理、官僚世界”的框架下思考问题，其对问题的理解，往往不过是帝国的镜像物。又兼清末民初留学生出国之际，早已完成国家建构的西方世界，其思想界和舆论界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资本主义与国家进行反思的阶段；中国与西方在各自所面对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代差，但当时的留学生并没有相应的鉴别能力。这在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建构问题的中国，便会引发一系列并不切题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使得中国急需完成的要务，看上去似乎反倒成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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