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 这实际上意味着梁武帝力图以另一种普遍理想刷新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刷新梁朝的政治意涵，冀图以此来克服掉自己篡权上台的正当性缺陷，以绝贼子之心。

    另一方面，梁武帝极为鼓励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时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大盛，涌现出《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作品与文集，甚至跨海影响到朝鲜、日本。因为南朝在军事上的竞争败于北朝，所以其主战场转移到文化正统之争。以至当时天下军力最强的东魏实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spass="mark" title="参见《北史&middot;列传第四十三》。">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spass="mark" title="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spass="bold">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spass="mark" title="两晋官吏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64.9%；南朝方面，宋为69%，南齐59.2%，梁57.2%，陈56.6%；北朝方面，北魏73.3%，西魏北周67.9%，东魏北齐58.2%。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第253页。">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spass="mark" title="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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