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7页。"> 。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spass="mark" title="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国家学校，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其君主也都曾亲临学校，监督学生考核。东晋的国家学校则不过百十学生，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是羯人石勒之功。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9页。">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spass="bold">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spass="bold">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sp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2页。"> 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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