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后的那个冬天是我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铁路的建设质量很差，而设备的工作效率又低，完全满足不了依赖于它的业务的需求。铁轨是修筑在大石块上的，我们用铸铁的轨座来固定铁轨，我曾经听说，有一天晚上坏了47个轨座。因此，火车经常出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为避免和杜绝事故，分公司负责人不仅要在夜里用电报指令发车，还要打理一切事务。有一次，我连续8天都呆在铁路线上，夜以继日地处理一个又一个事故和问题。可能我是最不会体恤下属的一个负责人，因为我自己从不会感到疲惫，也许是责任心使然吧，我让我的员工不停地加班，从来不考虑人类的耐力极限。我总是随时都能睡着——只要晚上能偶尔在肮脏的货运车厢里打半小时盹儿就足够了。

    南北战争加大了人们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需求，最后我不得不组织一个夜班组；然而，当我请求上级同意把夜间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列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麻烦。他们的确没有明确地授权我这么做，但基于我的职责，我任命了全美第一位夜间列车调度员——至少是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系统的第一位。

    1860年回匹兹堡时，我们在汉考克大街（现在的第八大街）租了一所房子，并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应该以一句十分夸张的语言来对当时的匹兹堡进行最精准的描绘。匹兹堡到处弥漫着无孔不入的烟雾。要是你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再抽回去的话，手就变黑了；洗了脸和手一小时以后，它们又象从前一样脏了。煤灰聚集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从阿尔图纳的山上回到这里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过得或多或少有些痛苦。我们很快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住到乡下去，好在当时公司的货运经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所位于荷姆伍德[荷姆伍德：伊利诺斯东北一村庄，芝加哥郊外的生产及住宅区。]的房屋，就在他家隔壁。我们立刻就搬到那儿，还把电报线接了过去，这样我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在家对公司进行管理。

    在这里，新的生活向我们展开了。这里有很多乡间小路和菜园。住宅旁的小路和菜园周围有5到20亩的土地。我家周围也有一座园子和一大片空地。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就是在花草、鸡群和乡村生活中渡过的。她酷爱花草，但她几乎没有采过一朵花。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因为我拔了一棵草而责备了我，她说“它多少也是绿色的东西啊。”我继承了这种特质，我常常从屋里走到门口，想摘一朵花别在扣眼上，但我找不到一朵可以毁坏的花，于是就启程去镇上了。

    这次搬家去乡下的变故让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一地区的许多富贵人家都住在这个宜人的郊区。可以说这是一个富人区。人们把看门人请进这些大房子里一起娱乐。年轻人都是音乐爱好者，我们举办了许多音乐会。我听到人们谈论着我从前不曾了解的话题，而我习惯于一听到这些话题，就马上去学习一些与之相关的知识。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学习新的知识。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范迪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了我后来多次旅行中的旅伴，而“亲爱的范迪”则成了我在“环游世界”旅途中的密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先生和斯图尔特太太跟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我们从以前的熟人演变成了永远的朋友。让我感到高兴的其中一件事是，斯图尔特先生后来跟我们一起经商，成了我们的合伙人，“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我们搬新家的最大好处就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名门，也就是威尔金斯法官阁下。威尔金斯法官当时已经快80高龄了，他身形高大而瘦削，相貌英俊，才华横溢，举止温文尔雅，他是我有幸遇到的知识最渊博、阅历最丰富的人。他的太太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优雅的老太太——是我所认识、所见到的最漂亮、最有魅力、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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