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她的、也是她应得的地位，过上贵妇般的生活。

    毫无疑问，母亲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她最终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她大概是第一次意识到大儿子的发迹。“亲爱的妈妈”，我恳求道，手臂依然搂着她，“您曾经是我们的一切，也已经为我和汤姆付出一切，现在，请让我为您做点儿什么；我们还是做合伙人吧，始终考虑怎样做对双方最好。您当贵妇时候已经到了，要不了多久您就会坐上自己的马车；现在，您一定要让那个女仆走进家门来帮您的忙。这是我和汤姆的愿望。”

    我们胜利了，母亲开始跟我们一起外出，而且开始拜访她的邻居了。她不曾学过自控、也没有学过上流社会的礼节，但这些都是她天生就具备的；而在教养、知识、难得的正确判断力和良知方面，极少有人能与她相媲美。

    在阿尔图纳呆了三年左右，司各特先生又晋升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1859年，他升任为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办公。而我又何去何从呢，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同去，还是让我留在阿尔图纳，跟新上司呆在一起呢？一想到这里，我就无法忍受。跟司各特先生分别已经够痛苦的了；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给一位接替他的新上司打工。在我看来，日出日落都是他说了算。我从来没有想过，不通过他，自己也能晋升。

    他在费城与总裁会了面，回来后让我去他家的那间跟办公室相连的密室。他告诉我，搬家去费城的事已经定下来了。运营段段长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会接替他的职位。当他谈到怎样安置我这个必然问题时，我很感兴趣地听着。最后他说：“现在来说说你吧。你觉得你能把匹兹堡分公司管理好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认为能应付任何事情的年龄。我知道自己什么都愿意尝试，但我还从未想到，有谁会抱有这样的念头：我现在已经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了——就算是司各特先生也不见得会这么想。我才24岁，但我当时的榜样是约翰·罗素勋爵，据说，他明天将得到海军舰队的指挥权。于是，我告诉司各特先生，我认为自己能管好匹兹堡分公司。

    “好啊，”他说，“伯茨先生（当时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就要被提拔到费城的运输公司了，我向总裁推荐你作为他的继任者。他同意考验你一下。你认为你应该拿多少薪水呢？”

    “薪水，”我十分受伤地说，“我干吗要在乎薪水呢？我要的不是薪水，而是职位。回到匹兹堡分公司您，在您从前的职位上任职，已经够荣耀了。您高兴给我多少薪水就给多少，也没必要给得比我现在的薪水高。”

    我当时的薪水是每月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在那儿的薪水是一年1500美元；而伯茨先生现在的薪水是1800美元。我想，刚开始就给你1500美元好了，如果过段时间你干得不错，你就拿1800美元的薪水。这你满意吗？”

    “哦，”我说，“请您不要再跟我提钱的事情了！”

    这并不仅仅是雇用和薪资的问题，我的晋升当场就定了下来。我就要拥有自己的分公司了，匹兹堡和阿尔图纳之间的指令上的签字将不再是“T.A.S”而是“A.C”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的指令是在1859年12月1日下发的。我们马上就做好了搬家的准备。我们为这次改变而欢呼：尽管我们住在阿尔图纳有许多好处，特别是我们在郊区的一处好地方拥有一座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一些土地，我们因此从乡村生活中得到了许多乐趣，但这一切跟回到肮脏的、乌烟瘴气的匹兹堡的老朋友身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居住的这段时间里学会了发电报，于是他就跟我一起回到匹兹堡，成了我的秘书。

    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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