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起因一名道碴列车员不可饶恕的疏忽导致的事故。但是，这起事故的发生，令我感到苦恼和耻辱。我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于是召开了一次事故调查会，审查了那些相关人员，不由分说地解雇了主要责任人，停了另外两个连带责任人的职。毫无疑问，司各特先生回来以后，有人向他报告了这起事故的情况，他打算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我觉得自己做过头了，但我已经走到了那一步，只好告诉他，一切都已经处理完了。我已经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且惩罚了肇事者。一些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桩案子，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就被压了下去。我觉得，从司各特先生的眼神而非语言来看，在这个棘手问题上，他理解我的感受，因此也就默认了。

    他也许是怕我的解决办法太过严厉，而他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是对的。多年以后，在我当上公司负责人时，我总是对当时被停职一段时间的人心怀恻隐。我对自己在第一次事故审理上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的不安。一位新上任的法官很可能要秉公执法，但实际上却稍稍做过了头。唯有经验才能让这个“权威人物”学会温和处事。在必要的时候，轻微但却正确的处罚才是最有效的。至少，当人们第一次犯错时，不必对他们施行严厉的惩罚，理智的宽恕往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在我写到的这些年里，我家的财富稳步增长。我的工资从每月35美元涨到了40美元，这次涨工资是司各特先生主动提出的。每月给职工们发工资，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们是用银行支票来发工资的，每次我都把自己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就象世界上最精美的艺术品。我们通过家庭会议决定，可以用它们买下两幢小木屋。这两幢木屋我们住了一幢，霍根姨父和姨妈就一直住在另一幢有四个房间的木屋里，后来搬走了。有了亲爱的艾特肯舅妈的帮助，我们才得以在织布店楼上的小房子里落脚，而现在，我们有能力请她回到这所曾属于她的房子里来了。我们在那座四个房间的木屋里住下以后，霍根姨父就去世了，而我们搬家去了阿尔图纳，也就能把霍根姨妈的老房子归还给她了。买房子花了100美元，我记得，房子的总价是700美元。当时，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凑齐半年一付的利息，并尽量攒够那一大笔本金。不久以后，我们就把债务还清了，成了有产者，但是，在这一切实现之前，父亲就去世了，那天是1855年10月2日，这是家里发生的第一次令人痛苦的变故。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三个幸存的家庭成员身上。悲痛和责任交织在一起，而我们不得不继续工作。我们还得攒钱还清给父亲治病欠下的债，而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

    接下来，发生了我们定居美国的早年经历中的幸事之一。大卫·麦克卡德勒斯先生是我们的小型斯韦登伯格教会的主要成员。他曾对我的父母有所关注，但除了星期天在教堂里说过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还不记得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更亲近的往来。不过，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当时，他请她捎话说，如果我母亲在这段痛苦时期里需要资助的话，他很乐意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垫钱。他听说过许多关于我那位英雄母亲的事，而这些已经足以促使他伸出援手。

    父亲的去世，使我不得不开始打理比以往更多的事务。母亲继续做鞋，汤姆也继续去公立学校上学；而我继续跟随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财富敲响了我们的大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就想为我做一次投资。而我的资产只有500美分左右。实际上，就是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拿不出来，但我不愿失去跟上司和大人物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因此，我大胆地说，我认为自己能拿出那么多钱。接着，他告诉我，他能从威尔金斯堡[威尔金斯堡：美国宾夕法尼亚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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