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是匹斯堡的主要居住郊区。]的火车站管理人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当晚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母亲，她很快就做了决定。她的决定什么时候出过错呢？当时，我们已经支付了500美元的房款，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去贷款，而房子可以作为担保抵押出去。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坐汽船前往东利物浦，于当晚到达了目的地，通过她的哥哥弄到了钱。他是一名治安法官，是当时那个小镇上的名人，手头有一大笔农民用于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出去，带回了500美元。我把这笔钱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为我买到了我翘首以盼的10股股票。出乎意料的是，我还需缴纳100美元的额外费用，但司各特先生好心地告诉我，我可以等方便的时候再支付那笔钱，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投资。当时，每月的股息比现在多得多，而亚当斯快运公司是按月支付股息的。一天早晨，一个白色信封躺在我的桌上，有人亲笔在上面用大号字写道“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收”。“先生”这个称呼把我和小伙子们逗得哈哈大笑。在信封的一角，可以看到亚当斯快运公司的圆形图章。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纽约黄金交易所的10美元支票。我今生不会忘记那张支票和“出纳员：J.C.巴布科克”的亲笔签名。这给了我第一笔投资收益——一种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收益。“找到了！”我大叫：“我找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伙伴们都要在树林里聚会。当我们在树下就坐时，我把保存的第一张支票拿给伙伴们看。它在伙伴们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谁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把钱存下来，留意下一次可以共享的投资机遇。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把我们那些小投资划分了一下，就象合伙人那样合作了起来。

    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交圈子还没怎么扩大。我们的货运经理人的妻子弗朗西塞斯太太十分友善，几次都请我去匹兹堡的家中做客。她常常提起我为司各特先生送信时第一次在她第三大道的家门口按门铃的情景。她请我进屋，我羞怯地拒绝了她，于是她耐心地哄我，以打消我的羞怯感。但是，多年来，她都没能劝服我在她家吃顿饭。我很怕进别人的家门，直到晚年才不再如此；然而，司各特先生有时却坚持要我去他住的旅馆跟他一起吃饭，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难事儿。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陌生人的家里过过夜，除了格林斯堡的斯托克斯先生。斯托克斯先生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他邀请我去他乡下那个富丽堂皇的家里渡周日。斯托克先生的这个举动真是奇怪，因为象他那样杰出的、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对我感兴趣。我领受到这种殊荣的原因是，我曾给《匹兹堡日报》写过一封信。甚至在我十几岁时，我就是出版社的“小文人”了。我的志向之一，就是当一位编辑。贺瑞斯·格里利是我理想中的成功人士，而“论坛”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有一天我竟会把“论坛”收购下来，但在那时，珍珠却失去了它的光辉。我们往往到年老的时候才能到达自己的空中楼台，但那时它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我没有在文中署名。我惊讶地发现，它被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栏中的一个显著位置上。当时，《日报》的所有人和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作为报务员的我接到了一封发给司各特先生，署名是斯托克斯先生的电报，请他向里德先生打听那封信的作者是谁。我明白，里德先生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他不认识这位作者；但同时我又怕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拜访他，他就会把手稿交给司各特先生，毫无疑问，司各特先生一眼就能认出我的笔迹。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坦白，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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