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因此他上午也常常不在办公室。

    一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我发现东区的一起严重事故延误了西向的特快客运列车，而东向的客运列车在每个弯道上的前进，都是提前由一名信号旗手指挥的。此外，从两个方向过来的货运火车也都停在侧轨上动弹不得。由于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按捺不住插手这件事的诱惑，负责发出了“发车指令”，好让一切运转下去。我知道，如果我出了错，就会失宠、被解雇，或者受刑事处罚。但另一方面，我又能使赋闲一整夜的疲惫的货运车司机工作起来。我能让一切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我过去把司各特先生的指令用电报发出去时，常常是这么做的。我知道该自己做什么，于是我以他的名义发了指令，把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坐在电报机前，注视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站调到另一个站，还制定了预防措施。最后，当司各特先生到达办公室时，一切都正在顺利运行。他已经听说了列车被延误的事，第一句话就是：“啊！事情怎样了？”他快步走到我身边，抓起铅笔就写指令。我怯生生地说：“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到处找不到您，于是就以您的名义把这些指令发出去了。”“它们的运行情况都好吧？东部快车在哪儿？”

    我把信息给他看，然后向他汇报沿线每趟列车的位置——货车和道碴列车等等——把各个列车长的回复以及各趟列车经过车站的最近的报告给他看了。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秒钟。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再次把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审查了一遍。他还是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从我的办公桌回到了自己桌边，这件事就这么告一段落。他不愿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赞同，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事情的结果是好的，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岔子，责任就在我。结果，一切顺利，但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他来办公室的时间就非常有规律了，而且有一段时间的早上，他都来得很准时。

    毫无疑问，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一个乘务员知道那次的指令不是司各特先生亲自发出的。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我就不会再做那天早上做的事了，除非谁批准我这么做。我一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苦恼，直到我听当时在匹兹堡负责货运部的弗朗西塞斯先生说，司各特先生在那个难忘的早晨后对他说：“你知道我那个白头发的苏格兰小鬼干了些什么吗？”“不知道呀。”“如果不是他在没有任何批准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每趟列车发出去的话，我就得挨批评了。”“他都发对了吗？”弗朗西塞斯问。“嗯，是啊，都发对了。”听了这话，我这才心满意足。当然，这就暗示我，下次再遇上这样的事，是可以大胆去做的。从那天起，司各特先生就很少再为列车发指令了。

    当时，我眼中最伟大的人是约翰·埃德加·汤姆逊，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的钢轨厂后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个十分矜持，十分沉默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里仅次于格兰特将军，尽管格兰特将军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健谈一些。来匹兹堡定期视察时，他似乎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得知，他的矜持纯粹是由于害羞。令我吃惊的是，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他走到电报机旁跟我打招呼，称我是“司各特的安迪”。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火车的冒险经历。当一位年轻人跟高层领导有了当面接触的时候，生活这场战斗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孩子的重要目标都应该是做一些超出职责范围的、能吸引旁人注意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司各特先生想外出做一两个星期的旅行，于是就请示伦巴特先生批准我负责公司事务。他真是个大胆的人，因为当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请示得到了批准。这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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