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我冲下车去，一把抓起它。包裹毫发无损。这里我得补充一句，我再次紧紧地抓住它，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为止。只有火车司机和司炉工知道我的这次疏忽，他们向我保证，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这件事过了很久，我才敢把它告诉给别人。假如那个包裹丢得再远几英尺，被河水冲走了，那我得老老实实地工作多少年才能弥补这次疏忽造成的后果啊！从此以后，即使年轻人犯了一两个严重的错误，我也觉得不应该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今天，我还能径直找到那个丢包裹的地点，后来，当我穿过那条铁路线时，似乎永远都能看见那个浅棕色的包裹躺在岸边。它似乎在呼喊：“没关系，我的孩子！善良的上帝与你同在，但是，以后不要再这么粗心了！”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坚定的反奴隶制度者，尽管当时我太小，还不能参与投票，但我还是热烈拥护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会议。当那些杰出人物走在大街上时，我目送着他们，对参议员威尔逊和黑尔等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在此之前，我曾在铁路职工当中组建了一个俱乐部，有100名成员，俱乐部名叫“纽约每周论坛”；有时我还冒昧地给伟大的编辑贺瑞斯·格里利写短信，因为他曾为唤起人们为这一重大问题付诸行动而做出了许多努力。

    第一次在当时炙手可热的自由组织当中干得有模有样，这无疑标志着我进入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我把这个“论坛”维持了很多年。今天再回头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为把土地从灾难中解放来而在南北战争中付出的惨重代价感到惋惜，但是，需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奴隶制度。联邦体制的松散和自治州权力的过度，必然会阻止——至少是长时间地延迟一个坚固的、全能的中央政府的形成。现在，这个政府是人心所向的，因为有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的正确决断有一半归功于法官的判断，另一半则归功于政治家的努力。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铁路公司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线，这就需要招收报务员。大部分报务员培训工作都是在我们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电报业务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电报设施的供应却几乎跟不上这个速度，这就需要新的电报工作室。我和我的信使同事大卫·麦卡戈于1859年3月11日被委任为电报部负责人。据说，我和大卫是美国铁路行业中，也是一切行业中，首次拥有雇用年轻女子为电报报务员的权力。总之，我们把女孩们安排在各个办公室当学徒，让她们学东西，然后在公司需要的时候，让她们负责办公室事务。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就是第一批女孩子当中的一员。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报务员，我们给她安排了一批又一批学员，这使她的办公室成了一所学校。经验表明，年轻的女报务员比年轻的男报务员更为可靠。据我所知，在女人们从事的一切新职业中，报务员这项职业最适合她们。

    司各特先生是最可爱的上司之一，也是个不可多得的领导，因此，我很快就热烈地喜欢上了他。他是我的偶像，我把小时候与生俱来的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全都倾注在他身上。我很快就想象他能当上伟大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这个职位他后来得到了。在他手下，我渐渐开始履行不只严格局限于我所在的部门以内的职责。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可以说明我在工作期间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进步。

    这条铁路是一条单线铁路，常常需要用电报指令来发车，尽管当时用电报指令发车不是一项常规业务。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何部门（或者当时其他任何系统），除了负责人以外，任何人都不允许为列车发指令。当时，电报指令是一项危险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因为整个铁路管理系统还处于初期阶段，而且人们还没有受过这项训练。司各特先生常常必须在晚上外出处理塌方或撞车事故，并指挥铁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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