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们快乐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要求他们隔天晚上值一次班，直到公司关门，因此在这些天的晚上，我很少11点以前回家。如果晚上要值班，我们就在6点钟交班。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多少时间进行自我提高，更别提让家里留些钱给我买书了。不过，我找到了一种打开文学宝库的方法，它似乎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福祉。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但愿我写对了他的名字——向大家宣布，他将为孩子们开放他那座藏书400册的藏书室，这样的话，每个年轻人都能在星期六下午借走一本书，而在下个星期六，这本书就可以换成另外一本。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图书是首次向“工人小伙子们”开放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信使和职员等人并不是普通劳动者，是否有权借书呢。我给《匹兹堡电讯》写了一封短信，这是我第一次跟出版社沟通。我在信中主张，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尽管我们现在不是普通劳动者，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从事过这些职业，因此，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者。可爱的安德森上校立刻就扩大了借书范围。因此，第一次作为一名公众作者露面，我就取得了胜利。

    我亲爱的朋友汤姆·米勒把我介绍给了安德森上校。他是我朋友圈子里的一员，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就这样，“地牢”墙上的窗户打开了，知识之光倾泻进来。我随身带着书，从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里挤出时间来看书。每天工作的辛苦，甚至是值夜时的漫长煎熬，都因书籍而变得精彩。一想到星期六又可以借到新书，未来就变得光明起来。就这样，我熟读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以及班克罗夫特[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出版著作有十卷本的《美国史》（1834-1874年）等。]的《美国史》——我读这本书比任何一本书都来得仔细。我尤其喜欢拉姆的散文。不过，除了学校课本里的选文以外，当时我对伟大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还一无所知。我对他的喜爱还是后来在匹兹堡的老剧院里培养起来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的朋友圈子里的成员——分享着对安德森上校藏书室的宝贵使用权。由于他的明智和慷慨，那些本来无从获取的图书成了我唾手可得的东西；而我对文学的爱好也要归功于他，就算拿人类积累的所有财富跟我交换，我也不会拿它去换。如果没有对文学的喜爱，生活就是平淡难耐的。没有什么比这位好心上校的善行更能使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坏人和恶习了。后来，当财富向我微笑时，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我的恩人树立一座纪念碑。这座碑矗立在我为阿莱干尼捐建的钻石广场的礼堂和图书馆前。碑铭如下：

    致宾夕法尼亚西区免费图书馆的创始者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他向工人小伙子们开放自己的藏书室，并在星期六下午充当图书管理员，在这项高尚的工作上，他不仅献出了自己的图书，还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为“工人小伙子们”开启了一座宝贵的知识和想象的宝库，一座能使年轻人进步的宝库。怀着感激和怀念之情，“工人小伙子们”当中的一员安德鲁·卡内基，树立了这座纪念碑。

    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它还不足以表达对他为我和伙伴们所做的一切的深切感激。书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财富，而这座宝库正好适时地向我打开了。图书馆的主要好处就在于，它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年轻人们必须自己去获取知识，没有人可以例外。多年以后，我发现，丹佛姆林的五个织布工把自己的少量图书集中起来，成立了镇上第一家流动图书馆，而我父亲是五人当中的一员，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这家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在发展过程中，它的地址迁了不下7次。第一次迁址是创始人发起的，他们把书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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