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裙和煤桶里，从织布铺子搬到另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就是我父亲是家乡第一座流动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幸运地成为最后一座流动图书馆的创始人。我常常在公众演说中表示，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出身能让我用创始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出身去换。在图书馆的创办上，我不知不觉地追随着父亲——这项事业吸引着我，这种吸引可以说是天意——它曾给了我强烈的满足感。象我父亲这样的先导是值得追随的，他是我熟悉的人当中最美好、最纯粹、最仁慈的人。

    我曾讲过，是剧院第一次激起了我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在我当信使的日子里，福斯特先生把老匹兹堡剧院管理得红红火火。公司对他的电报业务是免费的，而报务员也可以免费看戏，信使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因此，信使们有时会把下午晚些时候到达的信件收起来，直到晚上才把它们送到剧院门口，然后不好意思地请求剧院的人允许他们溜到楼上的第二排座位看戏——这个请求总是能得到应允。小伙子们常常轮流去送信，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偷看的机会了。

    就这样，我熟悉了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剧院里上演的通常是场面宏大的剧目，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足以让一个15岁的年轻人眼花缭乱。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也从来没有进过剧院和音乐厅，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我们被奇妙的舞台折服了，不愿错过一次看戏的机会。

    在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狂风”亚当斯在匹兹堡上演莎士比亚的一系列剧目时，我的戏剧品味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除了莎士比亚，我对谁的剧目都不感兴趣。以前我还不知道语言里蕴藏的魔力，但现在我已经能轻而易举地记住他的台词了。一切节奏和旋律似乎都在我的内心找到了栖身之地，融合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并且一触即发。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戏剧的表现手法使我欣赏到了它的魅力，因为直到看到《麦克白》，我才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兴趣，可当时我并没有读过那些剧本。

    又过了很久，我在《罗英格林》中领略到了瓦格纳的魅力。我曾在纽约音乐学院听过瓦格纳的一小段《罗英格林》序曲，当时我就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他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他是一架新梯子，顺着这架梯子往上爬，人就能得到提升——他跟莎士比亚一样，成了我的新朋友。

    也许我该在这儿提一提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阿莱干尼的少数人——总数可能不超过100人——自发成立了斯韦登博格教会，而我们的美国亲戚是教会里的名人。在脱离长老教会以后，我父亲加入了这个教会，当然，我也被带了去。然而，我母亲对斯韦登博格教不感兴趣。尽管她常常劝大家尊重一切形式的宗教，抵制神学争论，但她自己对宗教却非常保守。

    我第一次爱上音乐就跟斯韦登博格教会有关。教会赞美诗的附录上有一段短短的清唱剧选段，我本能地对它产生了兴趣。尽管省略了许多声部，但我还是唱得很有“表情”，因此成了唱诗练习的常客。我有理由认为，由于我对唱诗的热情，指挥考森先生常常对我在唱诗班里发出不和谐音表示谅解。当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时，我曾挑选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的选段，后来当我全面地了解清唱剧时，我很高兴地发现，其中有几段恰恰被音乐界尊为亨德尔的音乐瑰宝。由此可见，我的音乐教育是从参加匹兹堡的斯韦登博格教会的小型唱诗班开始的。

    然而，我决不会忘记，是父亲哼出的那些无与伦比的家乡民谣，为我对美妙音乐的热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乎每一首苏格兰老歌我都耳熟能详，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要使一个人的音乐鉴赏力提高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听民谣是打基础的最好方法。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嗓音最美妙、抒发的感情最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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