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面，我的好叔叔劳德正确地重视了背诵的好处，我和多德因此还得了不少便士的奖励呢。我和堂兄常常穿上小斗篷或衬衫，挽起袖子，戴上纸头盔，把脸蛋抹黑，用木板条代剑，来扮演诺瓦尔、格雷纳文、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向同学们和年龄大一点儿的人背诵他们的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在背诵诺瓦尔和格雷纳文对话中的那句著名台词、重复“该死的伪君子”那句话时，我们心里有些不安。一开始，我们用一声轻轻的咳嗽跳过那个令人反感的词，而这一举动总是把观众逗得直乐。叔叔劝我们说，“该死”这个词是可以说的，我们如果能把它坦坦荡荡地说出来的话，那就太好了。后来，我们就经常练习这个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文这个角色，还把这个词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它有一种因“违禁”而来的神奇魅力。

    我的记忆力的大幅提高，一定有赖于叔叔采用的这种教育模式。除了鼓励年轻人把自己喜欢的文段记牢，并经常背诵它们以外，我就再也找不到对年轻人更有益的方法了。任何我喜欢的东西，我都能迅速学会，这让我的一些朋友感到很惊讶。任何我喜欢或不喜欢的知识，我也能记住，但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强烈兴趣的话，几小时后我就把它们忘了。

    童年时代，在丹佛姆林的求学生涯中，我遭受的考验之一就是把每天不得不朗诵的四首赞美诗记牢。我打算平时不看它们，而是在上学路上再看。慢步走完这段路最多只要5、6分钟，而我却能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由于第一节课是赞美诗课，只要准备一下，我就能顺利地通过考查。但如果你要我过30分钟再复述这首赞美诗的话，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我从家族以外的人那里赚来的，或者说是得到的第一分钱，是马丁老师给的，因为我在同学们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诗——“人类的悲伤是注定的。”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后来我在伦敦跟约翰·莫利先生吃饭时，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沃兹沃斯[沃兹沃斯：(1770-1850)英国诗人，其最重要的全集《抒情歌谣》（1798年）同塞缪尔·泰勒柯尔斯基合作出版，为建立英格兰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做出了贡献。他于1843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的生平上，莫利先生说，他正在寻找伯恩斯的《晚年》，那是他极其欣赏的一首诗，但他找不到它了，于是我荣幸地为他背诵了一部分。他马上递给我一枚两分钱的硬币。哈哈，马丁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而伟大的莫利却不是我的老师。

    在宗教事务上，我们没有受什么牵制。当其他男女学生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则获得了“赦免”。我们家族的所有亲人——莫里森们和劳德们的神学观点跟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明达，而且，我敢肯定，他们对教义问答手册还持有异议。我们的家族里没有保守的长老教教徒。父亲，舅舅、艾特肯舅妈和劳德叔叔（也是卡内基叔叔）都已经背弃了加尔文主义。后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暂时在斯维登伯格[斯维登堡伯格：(1688-1772)瑞典科学家及神学家，他的通灵幻象及著作启发他的信徒们在他死后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义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母亲总是在宗教问题上保持缄默。她既不跟我提这些问题，也不上教堂，因为在早些年里，我家没有仆人，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包括烹饪星期天的正餐。她一直都爱好读书，当时尤其钟爱神教徒查宁的著作。她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

    童年时代的主要趣事之一便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煞费苦心地为这些宠物搭建合适的屋舍时，我就心怀感激。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母亲一直希望，家庭的影响能成为保证她的两个儿子正道而行的最好方式。她常说，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就是把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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