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由人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每个公民的权力也就是每个人的权力）的优越性。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杀掉国王、公爵和地主，并把这一行为看作是报效祖国的壮举了。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初遐想，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我自认为：我们能够谦恭地提到任何不以正当手段获取名誉、并因此赢得公众尊敬的特权阶级或个人。现在，区区“血统”仍然遭受着人们的讽刺——“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作为也没有；那只不过是一场意外，而他只是个趾高气扬、徒有虚名的骗子；他拥有的一切都来自阴差阳错的出身，而他家族里最有建树的先辈，现在正和土豆一起躺在地底下呢。”我在想，那些才华横溢的、生来就没有特权的人，是否能在生来就有特权的人的地盘上生活下去。

    长期以来，丹佛姆林似乎都是以全英国最激进的镇区而闻名的，尽管我知道佩斯利[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在格拉斯哥的西部，它自18世纪早期以来就是一个纺织中心，并且到19世纪它以它各色图案的围巾而闻名。]曾声称自己才是最激进的镇区。对于激进主义产生的根源来说，这个事实更为可信，因为在我发表演说的那些日子里，丹佛姆林的公民大部分由拥有一台或多台自己的织布机的小生产者组成。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实行的是计件制。他们从大一些的生产者那里获得纺织品，然后在家里进行纺织工作。

    这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在午饭后的一段短暂时间里，人们常常会看见围着围裙的人们正三五成群地谈论国家大事。休姆[休姆(1711-1776)，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经验。他的作品包括《人性论》(1739-1740年)和《政治论》(1752年)。]、科布登[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与支持者，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和布莱特[布莱特(1811-1889)，英国政治家和著名演说家，是反谷物法联盟的奠基人之一。]的名字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尽管我还小，却常常被他们完全片面的谈话引进人群，成为一个热心听众。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是，必须改变现状。镇民们成立了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报纸。每天晚上，都有人把主要社论念给大家听。说来也怪，这个活动是在镇上的一个讲道坛上举行的。读报人常常是舅舅贝利·莫里森。由于读报以后，舅舅和其他成员还会对这些文章进行评论，集会的气氛因此十分热烈。

    人们常常召开这样的政治集会，而且，也许就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对这些集会的兴趣丝毫不亚于其他家庭成员和与会者。人们通常都是我父亲或者某个叔叔舅舅的听众。我记得，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在彭茨拱门的一个大型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讲。我从听众们的腿脚之间挤了进去，当听到一个听众的呼喊声大过其他所有人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了。我躲在他的两腿间，找到了安全感，然后我抬头望着他，告诉他，做演讲的是我父亲。于是，他把我举了起来，让我一直坐在他肩上。

    在另一次集会上，父亲带我去听约翰·布莱特的演讲，目的在于支持J.B.史密斯为斯特林[苏格兰中部一个自治市，位于爱丁堡西北偏西，福斯河沿岸。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也是苏格兰的詹姆士二世的出生地。]市自由党的候选人。毫无疑问，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我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极端的共和主义者，我的座右铭是“与特权斗争到底”。当时，我还不知道特权指什么，但我父亲知道。

    对于我家来说，织布工具从手工织机转变到蒸汽织机是一种灾难。父亲并没有认识到即将来临的变革，仍然在旧的纺织模式中挣扎打拼。他的织布机身价大跌，这时，母亲――这股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被压倒的力量――站了出来，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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