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的高效率发展，在不断寻求更大市场的过程中，导致世界市场空间逐渐闭合，它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此时天主教经济伦理的价值重新显现出来。

    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同样有关于“分配的政治”的深刻思考，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与天主教世界的经济，都不足以支撑起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工作，这个工作需由奉行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盟主美国逐渐将其经济金融化之后，世界实体经济转移到中国，并且可能由中国的生产、由中国对于各种市场的开发，而完成使世界市场闭合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工业生产向世界施加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也到了必须加以审视，改弦更张的地步。世界需要另一种经济伦理、秩序原则的指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对于作为共同体的集体责任伦理，以及等级责任伦理的深刻考虑，其诸多原则与其他关注“分配的政治”的文化伦理之间存在相当的共鸣性。中国完全可以将其中的精神原则抽取出来，作为东西方共同的伦理财富加以阐发，一方面由此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更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意义之倡导者而存在，提出“分配的政治”的问题。

    这样一种“分配的政治”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为单位；其目标应该是以中国为中介，将海洋世界的各种经济发展，通过贸易红利转移的方式，转化为向失序地区的秩序投放，以便帮助这些流民动荡的“大陆”地区重建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安排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双循环”经贸结构的浮现，贸易红利的转移也正是在这结构里完成。<spass="mark" title="可参见本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讨论。">

    向“分配的政治”的转型，并不是要取消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治理秩序，任何试图一揽子给出个对全球秩序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必定是不可实行的方案。“分配的政治”应当以承认现有国际治理秩序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发起一系列谈判进程，对其进行渐进性改造，使其逐渐能够适应新的格局与需求。而转型的方向，绝不是失序的“大陆”地区通过走上工业化道路来完成现代化，而是通过秩序的输入，让“大陆”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建立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向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样态的可能性，为资本主义秩序当中的人类保留一块可供参照与反思的心灵净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相互塑造，开拓出外交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更深刻地实践中国的国际责任。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具象化，是中国获得自己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可以被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被识别出来。若要努力收获这一切，必须要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中国的全新战略才能表达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责任的切实担当。待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将充分呈现出其建设性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另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前文仔细讨论过，游牧及农耕的共生关系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一种很普遍的秩序生成机制；游牧-农耕的过渡地带，往往成为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这种过渡地带未必拥有精神的原创性，但它拥有对两种经济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解，从而能够形成超越于双方之上的普遍秩序。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海洋”与“大陆”，也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原则上来说，此过渡地带也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中的结点，在物质意义上已经完全成为这种过渡地带。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战略机会，中国必须能够清晰地理解此一战略机会，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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