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宪政史》，第16—17，27页。">改为基于财产权，以年纳税额作为基本衡量标准；在财产权标准面前,传统的等级身份差异被转化为阶级身份差异，异质化的臣民身份转向均质化的国民身份，从传统的等级政治向现代的大众政治的转型，就此打开了出口。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口子一开，后续的改革就不那么困难了。1867年、1884年又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使得议会内部的人员构成更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够聚合民意。在此过程中，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它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亚当&middot;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全球为其思考单位，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非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最终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这样一种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spass="mark" title="相关的讨论，亦可参见本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第六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内容。">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着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不道德”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因此，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集体安全的精神丧失掉了；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对于他所推动的民族自决原则半心半意，又对战后秩序没有一个可行的安排，更兼对于德国过分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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