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体系各自的内在防范机制失效。">

    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各国在内政层面尝试的政治对冲多半失败，在没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框架来对冲掉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转向了在外交层面上的政治对冲，力图通过某种自我隔离来解决失衡困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曾经是全球化大力推动者的西方国家，近期却陆续走上反全球化的路径，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特朗普上台，再及欧陆国家极右势力的抬头，都是例证；而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的新兴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大力疾呼者。这在十几年前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spass="bold">三、“不可能三角”与世界秩序

    <spass="bold">1.“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西方国家力图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家政治手段来对冲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变迁与纠结，正反映了一种“不可能三角”的逻辑。

    “不可能三角”先是在货币理论方面被人讨论。克鲁格曼在蒙代尔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管理者们有三个目标。他们需要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他们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货币，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各国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它们最多可以达到两个目标。”<spass="mark" title="［美］保罗&middot;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成。罗德里克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提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spass="mark" title="［美］丹尼&middot;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张笑宇博士在与笔者就罗德里克此进行的讨论中，将“不可能三角”做了另一种表达：资本自由流动、主权国家能力、阶级矛盾，这三个目标，除非在一个普遍帝国体制之下，否则只能同时解决其中两个。这种表达与罗德里克异曲同工。">

    这两种“不可能三角”的三条边，都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要素：内部秩序或说特殊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民主政治），外部秩序或说普遍性（资本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内外关系或说内外界面（汇率/国家主权）。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国家政治结构，外部秩序的基础是世界市场，内外关系则呈现为政治行为的经济效应，或者说经济活动的政治约束。全球化以世界市场为单位来形成资本的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超级全球化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情况。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调整分配，结果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反制全球化；如果不愿放弃全球化，则势必要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政治秩序的单位（国家）与经济秩序的单位（世界市场）天然地不一致，于是人们在这三种要素中只能同时选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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