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将此前中国共产党人潜意识里隐含的民族主义面相清晰地表达了出来。<spass="mark" title="邓小平也曾在若干场合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确定的。">如此，则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spass="mark" title="关于这一历史目标的内生性，可参见本第五章第三节第二、三小节。"> ——“完成现代转型”，重新成为统合中国政治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邓小平完成对党的这一重新定义，表达出民族的目标，却并未就此落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共产革命历史所开创出来的普遍主义视野做了新的表达。1979年底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他强调：“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spass="mark" title="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 这已不是邓小平第一次表达，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表达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比较大的贡献”这一观点了。这种观念背后贯穿着一种世界责任感，反映了心底里的普遍主义激情，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意识。对彼时的人而言，共产主义所打开的普遍主义视野，已经通过革命史而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

    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对何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小康社会”，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就是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这一标准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以各种方式提及。这种可以量化的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出现带回了日常时间，日常政策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可量化、可被程序性考核与争辩的基准，不再因终极时刻的时时临在而被彻底相对化。革命终于有可能转向建设，革命的成果终于有了被稳定收获的可能性，日常政治的可预期性也终于成为可能。当然，这只是说一种可能性由此打开了，离可能性被现实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很现实的是，对外开放就此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因此而被打破。<spass="mark" title="“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3页。">

    “完成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原本只是潜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它能够变为整个民族持续不断的现实努力，源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的强大基于其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权秩序、现代理念等一系列要素，它们使得西方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倘若中国不能在这些方面奋起直追，现代转型势难成功。“现代转型”的需求虽内生于中国历史，其方向却不是中国能够自行定义的；当然，也不是西方能够单方面定义的，必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动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出来。因此，对外开放，加入海洋秩序，在其中发现方向，就成为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一个必须；加入海洋秩序，意味着中国作为海陆秩序之中介的历史身份的全面展开，中国在重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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