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效果。在出兵之前，邓小平在访美之际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军事行动的考虑，虽然并未获得美国的首肯，但在嗣后的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在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配合。<spass="mark" title="可参见樊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三章《间接同盟军》第一节《“联美反苏”战略的意外开启》。">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梦想，保证了东南亚的海洋属性不被大陆帝国所侵蚀，也象征着中国的又一次身份决断——加入海洋秩序。

    回顾历史，会发现新中国的两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两场战争完成的；这两场战争的发生地都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彼时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所在。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当中的陆海中介性力量，在这两场战争的地缘空间格局当中也隐隐显露出来。而两次身份决断，看似相反，实际上可以视作同一决断的两个阶段。作为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中介性力量，中国需要先以大陆帝国的方式来凝聚自身，继承古代帝国的遗产，然后投入海洋秩序，才不至于造成类似晚清民国时期的二元飞地经济，以及撕裂自身。此步骤不能走反，也不能省略，否则难以安顿国家的秩序。因此，中国的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

    邓小平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国家身份决断，有着毛泽东时代在第一阶段留下的出口。<spass="mark" title="邓小平说：“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在毛泽东时代，民族目标还是隐含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在邓小平时代，民族目标则通过重新定义党的位置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邓小平谈的还是“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spass="mark" title="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页。">， 行为的主体、进行目标设定的主体，仍然是党，但是目标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短暂过渡，几个月后邓小平进一步谈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spass="mark" title="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四个现代化”本身即为独立的目标，“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这一独立目标的必要手段。“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党由此转化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引路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在这种表述当中将党的历史哲学意义进行了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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