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在大陆秩序中居于从属地位，但这种从属地位无法满足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那种潜在的普遍主义需求，它要求中国应该作为秩序的独立定义者（之一）存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能力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人信服，他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之后，也颇依赖于中共的支持，这让毛泽东及中共开始寻求成为大陆帝国主导者的地位。但这与苏联的主导地位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两国遂逐渐交恶。<spass="mark" title="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二篇第五章至第九章的相关内容。">

    一个精神现象学过程于是展开了。就综合国力而言，苏联是大陆帝国当仁不让的主导者，苏联的存在让中国无法真正以大陆帝国自居；因此，因苏联这个他者存在而长期被意识形态叙事所遮蔽的普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精神自觉。“普世民族主义”当中的“普世”一面仍然由共产主义所支撑，所以中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指出，苏联为修正主义，中国才是共产主义的正统。但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争执，使“普世民族主义”当中“民族”的一面又开始浮现出来。中苏之间原本作为“内层外交”的政党关系，被转化为（差不多是）“外层外交”的国家关系，国家政治在阶级政治当中浮现出来。苏联也逐渐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撤走专家、陈兵百万等等举措，唤起了中国人对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压迫的记忆。

    意识形态之争开始呈现出某种虚幻性，中国需要独立于意识形态来判断国家利益。与大陆帝国的冲突，迫使中国需要在海洋帝国方面获得某种对冲。这样一种战略变迁在越南战争当中悄然浮现出来。

    <spass="bold">2.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

    越南的地缘位置在东南亚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东南亚分为大陆部分和海洋部分两块区域，这两块区域围绕着中国南海，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悠久的秩序共生体，作为连接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二战后，大陆和海洋两个部分的命运出现了微妙的差异，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反殖斗争可以构成一个有趣的对比。越南的胡志明和武元甲在军事上要比印尼的苏加诺和哈达更为成功，但是印尼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则在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最后胜利时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接受让越南落入南北分治的局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殖民帝国结束方式的是更广泛的国际问题。<spass="mark" title="可参见《剑桥东南亚史》（［新西兰］尼古拉斯&middot;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下卷，第297—298页的相关讨论。">

    从整体上来说东南亚属于海洋秩序，但更具体来看，印尼毫无疑问地属于海洋秩序，越南则处在某种过渡地带。对美国来说，面对苏联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民族主义需要形成对于国民的普遍动员，左派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必须让荷兰退出印尼，以免海洋部分落入大陆帝国的掌控；而在越南这个过渡地带，美国可以容忍它的北半部纳入大陆帝国秩序，以安抚当地更加强大的反殖军事力量，但必须将南半部纳入自己的海洋秩序，否则整个东南亚的海洋属性可能会遭遇巨大挑战。这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中越南被南北分治的一个国际政治根源。

    但是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南部的越南共和国统治者又极其不得民心，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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