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英租界的收回。<spass="mark" title="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二章《激烈型“革命外交”之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1927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但民族主义无法用来理解一个作为自变量的大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它对于外国在华利益会不加区分地排斥，英法的在华利益与日俄（苏）的在华利益的区别与冲突，处在其视野盲区当中。这会导致虽为大国但力量较弱的中国，无法构建恰当的列强在华制衡机制，以便为自己获得赖以生存的夹缝。

    在苏联的影响/左派的动员机制当中，实现了对于民众的普遍动员，而英美的影响/右派的理念则并不诉诸一般民众的动员，而只诉诸（右派）精英群体。于是，精英层面与民众运动的历史社会学差异也浮现出来。（右派）精英可能是有普遍主义视野的，但其对民众不具有很强的动员效果；民族主义能够很有效地对民众实现动员，但会让中国难以获得恰当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张力。

    由此，中国革命的问题就转化成，如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主义视野的动员机制，或者说，如何找到其“普世民族主义”的形式，以便既克服民族主义困境，又形成内在于中国历史的政治努力；否则，将导致政府的政策原则和动员逻辑不一致，于事实上无法完成本国的政治重组，也会让本国政府的正当性受到伤害。事实上国民党无法完成这一点，这是它始终面临的巨大困境；最终反倒是被国民党“清除”出来的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拘束，得以成功地实现了动员逻辑与政策逻辑的一致性，其完整的效应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浮现。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力图实现对于国民的普遍动员，其动员起来的力量绝非区域性的力量可以抗衡，所以地方主义的军阀纷纷失败了，无论是老派军阀如吴佩孚，还是新派军阀如陈炯明。但是由于前述的困境，国民党在本质上无法克服地方主义，因此北伐之后，桂系、粤系等又形成了地方实力派。从长远来看，地方主义的重新浮现，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是一个必需，以便形成多元治理；但是在国家重组完成之前，地方主义将带来阻碍，这也构成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spass="bold">3.日本的影响

    日本大概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影响最深刻的国家，两国的生死相搏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中国的秩序想象。18、19世纪之交的德意志，是在受到法兰西的军事征服之后而被激活出民族主义的。这与中日之搏有着某种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区别。法国、德国都自有充沛的精神资源以构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中日关系则完全不同于此。日本虽对中国有武力压制，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却没有自足的精神资源以构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因此两者都无法完成现代民族主义的理念建构。

    日本认为，唯有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征服，才能实现反制；但是这种彻底征服在实际中无法实现，于是中日战争进入到一种无限状态。对日本来说，无限战争在亚细亚主义中获得“正当性”辩护，使得对华战争转化为对白种人战争的一个部分。亚细亚主义的论证有着儒家“王道”政治的理念基础，这在中国引发了极为复杂的情感。

    其儒家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消解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不满于革命的现实、渴望回归传统秩序的人，更可能被它所吸引。但亚细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巨大差距，使其在实践当中蜕化为完全的虚伪，因此，它又在更大的意义上激活着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如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本来是具有普世取向的。法国在大革命中对德国的入侵，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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