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它。因为在荒谬的战争中挣扎出来的两国，要想获得精神救赎，让数百万死者和伤者的巨大牺牲获得意义，接受威尔逊主义便是其为数不多的机会。依照传统的战争伦理，德奥两国只是战败国，却无罪责，德国的领导人之所以肯于接受投降的要求，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预设；但威尔逊主义要想成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敌人，所以也只能将战争归罪于战败的德奥，<spass="mark" title="马克斯&middot;韦伯也思考过相关问题，意识到传统的战争观已不足以解决为一战赋予意义的问题，必须重新设立战争观及责任观。但是作为德国人，他只能对外归责，同时这个责任的识别也必须是基于可获得普遍性认同的理由。所以他认为：“唯一一个只有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才能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就是与俄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态度融为一体的沙皇制度。沙皇统治负有真正的战争责任，而同盟国则是未能‘以任何体面的方式避免军事冲突’。‘沙皇统治……构成了各民族以往从未设想到的最可怕的奴役制度——它一直存在到这个和约出现为止。’德国人民1914年‘团结起来毅然决然投入战斗’，‘仅仅是一场抗击沙皇统治的防御战’。”（参见［德］沃尔夫冈&middot;J. 蒙森《马克斯&middot;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使其背负起一种伦理枷锁。可以说，因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获得救赎，德奥两国便不得不成了新的道德祭坛上的祭品。

    威尔逊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虽然被西方人限定在了“白人世界”，但这种限定并无足够强的理论根基，相反，突破白人世界而达致全人类，才能让该原则真正获得逻辑自洽。所以，到了巴黎和会上，该原则迅速获得所有弱小国家的热情支持，“民族自决”原则遂也构成约束战后秩序安排的规范性原则。很多人都热望着这一次和会将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开始，力图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主义内生于西方世界的精神需求，却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在近代基于“文明”“野蛮”之二分而成的“二元外交体系”，<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五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 将其法权秩序从西方世界的禁脔拓展为属于全人类的公共善，在规范意义上，它从一种特殊秩序自我实现为一种普遍秩序。

    但是，威尔逊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也有一种尴尬的困境。它的实现，实际上需要国际层面的深层合作，但是由于“囚徒困境”的存在，不合作反倒是单个博弈者的理性选择，深层合作很难出现。要打破囚徒困境，有两种途径，一是多次的反复博弈，另一是有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使得违约的成本远大于违约的收益，合作便会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spass="mark" title="关于囚徒困境以及对囚徒困境的破解，可参见［美］罗伯特&middot;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多次博弈以破除囚徒困境，其有效性很依赖于博弈主体对历史经验的体会，行为主体的持续参与是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多次博弈，往往是以数十年为时间单位，经常一两代人就这样过去了，参与博弈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换人了，而人类从历史教训当中学到的往往很有限，以前吃的亏到了后面的代际经常还会再吃。以多次博弈来破除囚徒困境，在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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