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没有内生的轴心文明，所以它在早期对于精神压制的理解，基本都是通过从东亚大陆传来的文化而迂回展开的，而这在嗣后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路径依赖，到了明治维新之后也仍然如此。儒学在江户时代早期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资源，“华夷之辨”就此进入日本人的思考之中。儒学中有着隐含的中原正统性之意，这种观念下日本只能成为夷狄。当时有日本儒生记录道：“吾国儒甚为流行，多少阅读儒者，皆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以自己生为夷狄而悔恨痛哭。”<spass="mark" title="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转引自李永晶《日本精神史论纲——近现代日本的自我意识分析或中日关系的思想史解读》（未刊稿）。">

    为了克服中华帝国所带来的这种精神压制，在明清鼎革之际，日本发展出“华夷变态”论，认为大陆上的帝国已经不再是“中华”，“华夏变于夷之态”，沦为“夷狄”，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spass="mark" title="类似于华夷变态的观念，不仅仅出现在日本，也同样出现在朝鲜、越南等国。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局，2011年）一在这方面做出了很有趣的研究。"> 如此一来，日本便通过儒家的观念而构建起独立于中华帝国之外的主体性。然而，这样的一种主体性，便意味着对于大陆秩序的拒斥而孤芳自赏，虽然是通过有着普遍主义取向的儒家获得表达，却在事实上被还原为特殊主义的。也就是说，日本地处儒家所重视的中原以外，却依照儒家的理念自居“中国”，这在实际上已经是自我否定了；可日本又无法放弃儒家理念，因为没有可替代的轴心文明内核，于是它就落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普遍与特殊的张力不仅未能真正获得化解，反倒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从而仍然无法克服中国的精神压制。

    <spass="bold">2.从克服中国到克服西方

    直到西方的到来，给日本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精神秩序，它终于获得了将其特殊主义的日本“中华”想象转化为普遍主义，以实现对于中国的超越的可能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除了迅速引入西方的一系列制度器物，还大规模引入国际法，并依照国际法的要求来改革国内法权秩序，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甲午战争后被西方人承认为“文明国”。<spass="mark" title="参见本第五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 而日本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儒家秩序想象。明治二十三年（1890），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spass="mark" title="《教育敕语》全文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表达了日本国家的自我身份确认。其中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儒家理念的一种表达。<spass="mark" title="感谢蔡孟翰先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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