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spass="mark" title="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7月），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3页。">

    于是，第三国际的任务就此又向前推进为在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推动革命。中国作为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自然会被纳入共产国际的整体规划中，并占有重要的分量。为此，共产国际成立了远东局，负责中日朝三国事务，努力推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作。

    列宁又明确提出，在落后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其无产阶级远未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其资产阶级同样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不像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是反动力量，而是革命力量，因而，在这些地方的革命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运动，更准确地，应该被界定为“民族革命”。<spass="mark" title="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1920年8月7日），载《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75—280页。"> 所以，苏联、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行动并不必然呈现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推动，它同样可以呈现为对民族主义革命的推动。对苏联来说，两种革命殊途同归，都可以达到促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入普遍革命进程的作用。

    前述革命的推动与谋划，是基于苏联的全球战略谋划而展开。这种谋划与威尔逊主义一样，是一种基于理想主义的秩序想象。这样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同样可以为一战赋予传统的现实主义秩序观所无法赋予的意义；但与威尔逊主义不同的是，这个新理想所寻获的道德上的敌人，不是德、奥这种具体的敌人，而是抽象的敌人，是人类过往的诸种制度、传统、伦理观念等等，从而形成一种无限诉求。

    无限诉求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它在实践中一定要收敛在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上，也就是要被实际上的势力均衡所约束。这样，苏联的对外战略谋划会迅速地被势力均衡当中的博弈逻辑所塑造，其对外扩张就同时呈现为两个面相，一方面是输出革命的理想主义面相，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帝国主义面相。

    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在远东所面临的格局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过其普遍贸易的政策，仍然在不断地从中国汲取资源以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日本则在亚细亚主义的激励下不断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并有可能以此为基地威胁苏联远东地区。苏联要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依照自己的谋划而在中国内部寻找可靠的合作者，它并不事先设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而是进行了广泛的尝试，既支持民族主义的冯玉祥和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支持共产党；其意识形态的多重面相，一方面会在中国打开超越民族主义的宏大视野，一方面也会激活出更深刻的民族主义。这里面的多重复杂性，是我们理解前冷战时代苏联远东政策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在那段历史中进行现代转型所遭遇的复杂环境的关键。

    <spass="bold">三、日本的谋划

    <spass="bold">1.日本的生存困境

    与英美两国以及俄国不同，日本的任何秩序想象都是处在某种普遍性秩序的精神压制当中，无论此种秩序是如早期的来自中国还是如后期的来自西方。这是日本始终面对的一种生存困境，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所有努力差不多都是要与当时所面临的精神压制相对抗，但是这种努力又受制于其本身的体量，而难以成功。近代以来的日本史，其深层的线索皆在此中。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