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也不会因为对国际法问题的处理而在本质上颠覆自己的世界秩序认知；因为帝国恰恰是以正义在握自期的，自然法路径可以被大清解释为，这只不过是西洋人用普世性的法律，表达了大清所承载的正当天下秩序。依照实证法路径，则中国会被还原为一个需要被西方列强的法律秩序所“规训”的对象，因大清既无这种实证性法律，又无力抗拒西方将其整合进这种法律体系的活动；这对大清的自我认知及其对世界的认知会是个巨大的颠覆，一旦进入这种理解路径，便意味着大清已经走在了本质性变革的路上。

    自然法式的理解，来自丁韪良对于《万国公法》的翻译。该原系美国著名法学家惠顿的著作，惠顿在此著作中淡化了格劳秀斯以来国际法的自然法路径，使用了实证法范式来进行论述。在丁韪良进行翻译期间，实证法范式也已经成为西方国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但是丁韪良为了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也为了便利自己的传教工作，在翻译中对文字进行了删改与调整，使得《万国公法》一仍旧呈现为自然法范式。自然法范式便很容易被中国人整合进“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经学路径，认为国际法不过是人类大中至正的性理之外化而已，故而又称其为“性法”，以便从中国传统的性理之学以及春秋大义来解之。<spass="mark" title="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第48—68页；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第三章《丁韪良与〈万国公法〉》。"> 基于这样一种国际法范式的理解，中国便可将国际秩序理解为类似于春秋之际的列国秩序，视自己为仿若周天子的国际共主。于是，中国的视野扩大到了世界，但这不过是原有的东亚秩序的扩大版，中国仍是世界之主。这种情况下，大清对于国际法的应用仍然是一种工具性的态度，视此为对西方的一种羁縻之术，利于以国际法为工具来“以夷制夷”，自己则不应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在1860年代，大清曾以国际法的理据对普鲁士交涉获得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大清的这种认知。

    如此一来，则天朝上国的帝国秩序便不会受到任何触动，大清无须太多实质性的改革，仍可有效应对世界。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万国公法》就是一部法典，而没有理解到这不过是一位重要的国际法学家的著作。而国际法在大清也仅仅是在精英阶层有着一种工具性的传播，并未太多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作为东亚世界的普遍帝国，其转型所要克服的惯性太过巨大，这一点与日本构成了鲜明对比。日本接触国际法较大清为晚，但是迅即将国际法作为国民教育的必要内容，其对日本国民的世界想象产生了巨大冲击。日本也迅速派人到西方去认真学习国际法，引入了最新的实证法路径的国际法，并依此来改造日本。这形成了大清与日本对于国际秩序之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样一种理解层面的差异，与前文曾述及的两国在东亚不同的生存处境与自我理解的差异有着深刻关联。

    但是，国事日蹙，大清的自大姿态难以持久。在与西方的长期交往中，众多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大清只不过是国际均势秩序下的一员而已，大清应该对均势秩序善加利用以便自保；而这样就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各国的对等关系，这与大清的天朝上国之自我定位出现矛盾。这一矛盾在大清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深刻。在1870年代，大清判断自己面对日俄两国的咄咄逼人，无力单独保住朝鲜这个最重要的藩属国，便鼓励朝鲜对欧美开放，以便在这里造成均势，保住朝鲜。这是一种出于纯现实的需求，但是迅即引出了国际法的问题。朝鲜一旦派出驻外使臣，则涉及同一驻在国的朝鲜使臣与大清使臣的相互关系问题。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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