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主动认同弥散而去，使帝国成为外在于社会的无根漂浮物。另一方面，作为一套治理秩序的帝国，其制度性专权所需的如臂使指般的官僚体系控制，却会被丧失责任感的官员个人的贪欲所腐蚀，从而官僚体系又堕落为官员个人牟利的工具，使得帝国本身被彻底异化掉。既然作为普遍秩序之基的个体道德自主无法获得生长空间，则个体欲望这种无定型的特殊性会反噬制度的普遍性，并进一步令得理想的普遍性也虚伪化，帝国于是会在“专权——衰朽——专权——衰朽”的循环中沉浮，而无力开出新的局面。除非在精神层面再开新篇，承认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使得个体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合题当中获得精神自觉，认同并参与到帝国秩序的构造当中去，否则无法走出那种无意义的循环。

    这样一种精神现象学的需求，通过宋学偏支心学在明朝中期的发扬光大，而打开了一个可能性。王守仁开示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spass="mark" title="王守仁：《传习录&middot;卷中》。"> 被建制化为僵硬秩序的天理，一转为吾心由内及外的开展，通过“致良知”的工夫，而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禅宗的顿悟，与理学的秩序，由是而连接起来。心学别开生面，一时蔚为大观，从阳明先生而学之人云集，“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spass="mark" title="王守仁：《传习录&middot;卷下》。">。

    心学的流行为个体主义的建立打开了可能性，但阳明后学堕入狂悖乖谬之途，心学以更快的速度发生了异化。心学的遭遇也意味着传统儒学的精神边界，它开启了个体心性的道德自主，也指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合题之工夫路径，但这种工夫却只能呈现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努力，由于欠缺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法律技术，便无从外化为一种超越于所有个体之上、具备普遍性的制度安排；既有的制度构成心学赖以展开的基础，却又遭到它的嘲弄鄙弃，以致对于欲望的任何外在约束都遭遇颠覆。个体主义所需的道德自主并未真的建立起来，反为欲望的奔突打开了大门，“吾心”与“天理”多半在无定型的冲动中化作一堆泡沫，社会因此而愈发散沙化。心学后学中，得其上者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犹得不失人格；得其下者则堕入各种结党营私、彼此攻讦，最终天崩地坼之际作鸟兽散。

    <spass="bold">5.雪域与蒙古

    正当中原在各种矛盾中苦苦挣扎之际，关外的满洲悄然间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满蒙联盟，为日后入关定鼎中原准备下了最重要的军事基础。满蒙联盟的建立，基于东北政权、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互动，其起点是雪域和蒙古的互相重构过程。这个过程让雪域高原的宗教秩序、蒙古草原的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大清打造出普遍帝国提供了重要条件。

    雪域高原在“后弘期”逐渐形成了在小群体规模上政教合一的秩序，教派领袖的势力取代了世袭封建贵族，成为雪域的历史动力。家族秘传的宗教传承机制，使得雪域内部教派众多，各教派的寺院都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组织，教派间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其他秩序都围绕着宗教秩序成长起来。这种低成熟度的政治状态，使得雪域无法形成具有历史意义的秩序演化，来自外部的政治秩序输入已成为雪域的一种内在需求。纯粹的中原帝国，有其地理依赖性，<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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