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应用的“一条鞭法”，在万历九年（1581）终于由张居正统一推广到全国。新法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零税赋合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spass="mark" title="值得提出的是，新税法对于白银的需求较之旧税法更高，其能够实施，也是因为美洲和日本白银的流入，使大明的货币短缺问题得以缓解。"> 这是在两税法基础上的一次重要财政改革，中国的税制由此从“人”为税基改为“地”为税基，<spass="mark" title="在侯家驹先生看来，这样一种税基的变化系与要素价格的变化相关，系因时制宜。从经济学上来看，以相对稀缺、从而相对价格较高的要素作为税基，是更合理的。汉末以来，地广人稀，劳动力有稀缺性，所以要以丁口作为赋役对象；到了明代张居正时代，地狭人稠，土地具有了稀缺性，所以以田地作为课征赋税的唯一对象。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643页。"> 这给中国历史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深刻影响，即提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上限——以往的朝代人口极少超过一亿，超过这个数字则会流民四起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到了清代，由于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和平红利”<spass="mark" title="关于和平红利的讨论，详见本第一章第三节。">，结合于其从明朝继承下来并继续深化推进的新税制，即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更是使得人口一直发展到突破四亿才发生流民内乱。而人口上限的提高，反过来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上被锁定在了特定的阶段而难以突破。

    这个始料未及的影响，首先与古代社会农业经济的运转逻辑有关。过往对于朝代崩溃的解释通常是，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四起，但这个解释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主兼并了土地并不会任其撂荒却不出租，否则兼并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流民的原因首先就不会是因为土地兼并，虽然土地兼并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其中有着更复杂的逻辑。

    在古代社会，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人力的边际收益更高，地主自营土地的可能性也会因之更高；在地狭人稠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土地的边际收益更高，所以地主不自营土地转而对外租佃的可能性更高。<sp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在《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一当中，对地主选择自营抑或租佃的经济逻辑，做过很细致的分析；两位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也对相关研究有相当部分的讨论。"> 对应地，在朝代初年，地广人稀，地主多为自营，有了资本可以用于雇人；而由于获得土地的成本比较低，自耕农便会比较多，地主可雇的人也不多，地主的经营规模相对有限，土地兼并问题也不严重。到了朝代后期，地狭人稠，地主有了资本便会用于土地兼并，对外租佃更多。这种兼并使得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只是失去了此前可以获得的收入中的地租部分，但仍然可以拥有资本（如耕牛）和劳动所带来的收入部分。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繁衍茂盛，则人力与土地的相对价格便会发生变化。人地压力越大，则地租越高，此时土地兼并的努力便会越强，佃农在利润分配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导致份额不足以糊口，或者根本租不到地了，甚至欲为雇农亦不可得，就会出现流民，帝国秩序濒临崩溃。但是这时由于地狭人稠，投资土地的边际收益很高，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成功的，因其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