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常见，但是道武帝已经统领中原，获得了外生于部落经济的经济资源，在与贵族的博弈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可以中原之财富反控军事贵族。在一次战争胜利后，道武帝即借势推行一种新的政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spass="mark" title="参见《魏&middot;外戚列传》。">。道武帝所离散的不仅仅是其他胡人的部落，也包括了其本族的部落，诸部落战士遂成为直属皇帝的军人。但是，道武帝不可能将鲜卑军人变成类似于中原帝国的职业军人，否则草原骑兵所独有的战斗力便会丧失。所以他只是离散掉自然形成的诸部落，而以皇帝的命令，将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八部大人统领之。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部落共同体对于帝国一统、君主集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部落制的形式，确保草原骑兵的战斗能力。这种治理办法极为高明，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无疑还是鲜卑人，但皇帝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来统治帝国了，纯粹基于草原资源的鲜卑单于，是不会有能力重新编制部落的。帝国混一胡汉，打造以中原御草原、复以草原御中原的二元治理架构，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

    如此一来，草原上的周期性继承危机便破除了，<spass="mark" title="破除周期性的继承危机，须形成父终子及的继承制度；但是东汉的教训是皇帝冲龄即位有可能招致外戚专权。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北魏甚至曾经动用过“子贵母死”这种非常残酷的手段。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middot;读&middot;新知三联店，2003年。近代西亚的奥斯曼突厥帝国，也有类似的残酷制度。在前任苏丹去世后，其诸子往往兄弟相残，血溅宫廷。为了破解继承危机以免国家分裂，争斗中获胜的新任苏丹一登基就会将其活着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为此辩护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几条人命更糟糕。这种残酷的政策带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因为登基者是生存竞争的强者。直到1603年，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两个未成年孩童，无法确保他们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苏丹处死兄弟之惯例才被废除。参见［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0页。">但君主统治的并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遗风犹在。八部大人对于自己的所属还有着一种基于拟血亲共同体的统领关系，比如首领与其属下经常会结成养父养子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军队的战斗力，君主无法也无意尽除。从而，八部大人作为新的军事贵族，对于君主还有一定的约束力，帝国作为君主与贵族共治之政治体存在，一种上下同心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而未曾南渡的中原士族也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担纲治理重任，其多刚勇矫健之风，能实心用事，非南朝士族可比。北族以其未经修饰的纯然元气，再造中原朴拙之风，久已颓唐的理想，终见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复生，颇有西周古风。

    <spass="bold">二、江南的衣冠礼乐

    <spass="bold">1.秩序均衡的脆弱性

    西晋末年主道昏庸，臣下无道，胡族四起，天下大乱，百姓南迁。仓促间，皇族当中名望并不重的一支司马睿，在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

    东晋皇权对于与士族合作的需求更高于西晋，乃至司马睿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渡士族领袖王导与其共坐御床，时谓“王与马，共天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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