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参见《史记&middot;商君列传》。">， 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秦汉的农村都是杂姓村，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如此则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基，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利于集权秩序的统治。然而，汉代毕竟走出封建不久，其官僚国家的发展远未成熟。继承自战国年间诸国变法所建之文法吏系统，只能适用于诸侯国的规模，还无法有效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于是，中央只能进行有限的治理活动，大量的治理要分散到地方上去。所以，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一郡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皆操于郡守之手，宛如一方诸侯，郡守与其僚属甚至以君臣关系相称。为了强化中央控制，汉武帝又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各置刺史，对郡守进行监察。刺史与郡守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刺史直接向皇帝负责，但官秩上远低于郡守。这样，刺史面对郡守时，其依靠力量只能是皇帝，而不会与郡守合谋；郡守官秩高于刺史，却不似后者有着与皇帝联系的更便捷通道，如此便形成相互制衡，以避免地方尾大不掉。顾炎武曾力赞刺史制度：“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spass="mark" title="转引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在中央政府方面，西汉前期，外廷的政务均决于宰相，而非决于皇帝；虽然宰相由皇帝任命，但皇帝并没有太多制度化的途径来干预相权的具体行使，所以就帝国的公共行政事务而言，相权对于皇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相权受到如此尊崇，这样一种制度得以形成并能持续运转，也有其人事基础。西汉前期外廷的三公九卿等重臣皆为军功贵族及其后代，皇帝对军功贵族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于是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力得以维系下来。到了武帝朝，军功贵族的后代逐渐凋零，但相权对皇权的制度化约束仍在；雄才大略的武帝不甘皇权受制，故而大大抬升内廷当中原来仅是皇帝私人秘班子的尚台的地位，到了武帝朝后期，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尚台形成的。皇帝用非制度化的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机构，以便绕开官僚体系伸展君主的个人意志，这与地方上用刺史制衡郡守的内外相维之策是同一逻辑。

    但是要想能够有效地制衡外廷官僚体系，就需要将这种非制度化的私人僚属逐渐制度化，以提升效率。皇帝的私人僚属在此过程中会逐渐发展为新的官僚体系，对君主形成新的制度化约束，因此皇帝不得不再去打造新的非制度化的私人僚属，稍后我们在东汉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演化。君主以非制度化的私人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官僚机构，然后这个私人机构逐渐公共化、制度化，君主再去构建新的私人机构来对抗之，这样一种官僚制的循环过程，在后世的历史中可以不断看到。而在此循环过程中，由于新官僚体系都是从皇帝家臣的身份发展起来的，官员本身对于皇权相当依赖，不像早期的官员是由对皇权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军事贵族组成，于是官僚体系日渐走上了非人格化的道路；官僚体系对皇帝的约束主要不再是基于独立的大人物，而是因为抽象的制度规则，其对作为个人的皇帝虽有约束力，但对作为制度的皇权则逐渐丧失了独立性。

    再切换回地方视角，武帝朝所设置的刺史一职，对君权相当依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也逐渐走上了摆脱皇权控制以争取更大独立性的道路。东汉中期之后，刺史发展为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的上级，小大相制的制度，却演化为更大的地方分立力量；随着黄巾乱起，天下终走上了割据的道路，普遍帝国裂解。

    这与北方草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