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分等级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他跟一个信使男孩说话就象跟苏华德部长说话一样谦恭。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也许，他说话的方式在得人心方面从来没有失败过。我常为当时没有把他的一些不同寻常的话语仔细记录下来感到遗憾，因为他说的即使是平常的事情，其表达方式也很新颖。我从来没有见过象林肯先生这样跟大家彻底打成一片的伟人。就象海部长说的那样，“很难把谁想象成林肯先生的仆人，人们都是他的伙伴。”他的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了他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

    当时，人们必须认识到华盛顿所面临的普遍的混乱局面。我对这种局面的最初印象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时，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里出来，穿过人行道，坐进了马车。他是一位老态龙钟的人，不仅身体衰弱，思维也是麻木的；而共和军组织所依靠的就是这样一位高贵的遗老。他的兵站总监泰勒将军，情况跟司各特先生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跟他们以及另一些年老体衰的人协商，开通通信通道和开展人员和物资的运送。他们似乎都是已经不中用的老古董。那些需要马上付诸行动的事情要拖很久才能决定下来。在所有重要部门，都看不到一个有活力的年轻军官——至少我一个也记不起来。由此可见，机构被长年的和平僵化了。

    我记得，同样的原因在海军部队里也造成了相似的后果，只是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起初，海军并不重要，战争靠的是陆军。如果换掉各军的领导人的话，就只有打败仗的份儿，但这在一天以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要完成政府所承担的艰巨任务，但在效率上明显滞后，而人们对此急不可耐，毫无疑问，这种急躁的心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机构各部门的这种混乱局面很快就变得井有序了。

    在工作上，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卡梅隆部长授权给司各特先生（他已被任命为陆军上校），让他做自己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不必再等待陆军部官员滞后的行动。我们尽情地利用了这一权力，因此，政府的铁路电报部在战争刚开始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要归功于卡梅隆部长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当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比他的将军和部门领导人更能抓住问题的因素。群众最终还是逼迫林肯换掉了他，但是，那些局内人很清楚，如果其他部门的管理跟卡梅隆所辖的陆军部一样好的话，从全局来看，大部分灾难都是可以避免的。

    当我于1861年调到华盛顿时，人们还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是不久后，人们就看出，这场仗还要打几年，因此，政府需要的是固定的官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能没有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先生叫我必须回匹兹堡，因为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出了需求，所以，那里的工作需要我去打理。于是，我们把华盛顿的部门工作交给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离开华盛顿回匹兹堡起了反作用：我第一次得了重病，身体完全垮掉了，经过在职责履行方面的一番挣扎以后，我不得不请求休假。一天下午，我在乘坐弗吉尼亚沿线列车旅行的时候中了暑，这给我带来了大麻烦。然而，当这种不适感过去以后，我发现自己受不得热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避烈日——我完全被炎炎烈日折磨得萎靡不振了。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来，夏季凉爽的高地空气对我来说就是一剂万能药的原因。我的医生曾经强调过，我必须避开美国炙热的夏季。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批准了我的休假申请，于是，盼望已久的苏格兰之行的机会也就来了。我、母亲和弟弟汤姆于1862年6月28日乘着伊特娜号汽船出发了，当时我27岁。在利物浦上岸之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丹佛姆林。没有一次变故有这次重归故土对我的影响大。我就象在做梦似的。离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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