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司各特先生接替伦巴特先生的位置，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去阿尔图纳的时候，他带上了时年23岁的我。这次离开匹兹堡，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事情对我的职业生涯有片刻干预。母亲对我的想法很满意，因为她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司各特先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朋友，“跟着领导走”也是应该的。

    他晋升总裁引发了一些人的嫉妒；此外，刚刚上任时，他就遭遇了一次罢工。他不久前才在匹兹堡失去妻子，孑然一身。而在他的新总部阿尔图纳，他还是一个陌生人，似乎只有我能与他为伴。在他找到住处，把他的孩子们从匹兹堡接过来之前，我们在铁路公司的旅馆里住了很多个星期。他希望我能跟他同住，于是我就跟他一起住在同一间大卧室里。他似乎总想让我陪在他身边。

    罢工运动愈演愈烈。我记得，一天夜里有人叫醒我，告诉我说，货车工人把他们的列车扔在米芾林，造成了这条线的拥堵，阻断了一切交通。当时，司各特先生睡得正香，我知道他过度操劳，而且过度焦虑，所以实在不忍心打扰他，可他还是醒了，我提议让我去处理这件事。睡意朦胧的他似乎咕哝着同意了。于是，我去了办公室，以他的名义跟罢工工人进行谈判，允诺他们第二天在阿尔图纳召开听证会，于是，我成功地使他们重新开始履行职责，交通又运转起来了。

    想造反的不仅是铁路职工，还有维修车间的职工，他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加入了罢工的队伍。一天晚上，在黑暗中步行回家时，我注意到有个人一直跟着我。过了一会儿，他跟上来对我说：“决不能让人看见我跟您在一起。您曾经帮了我的忙，当时我决定，一定要报答您。在匹兹堡的时候，我去公司申请当一名锻工。您告诉我，当时匹兹堡没有这个职位，但也许阿尔图纳需要锻工，如果我愿意等几分钟的话，您就发电报问问。您几经周折地帮我问了，还查看了我的推荐信，给我一张通行证，把我送到了这儿。我得到了一份很棒的工作。我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这儿安顿了下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好的日子。现在，我想告诉您一些对您有好处的事儿。”

    我听他继续往下说。他说，车间的职工正在迅速地签署一份文件，发誓要在下个星期一参加罢工运动。时间非常紧迫。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司各特先生，他立刻印制了通知，张贴在各个车间里，通知上说，所有在文件上签了名、保证要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解雇了，要他们去公司结算工资。此时此刻，我们掌握了一份签名者的名单，把他们的名字公布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罢工夭折了。

    我在一生中遇到很多事件，比如以上的锻工罢工事件。在混乱中，一点儿关注或一句善意的话往往能出乎意料地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善行。甚至直到今天，我有时会遇见我已经淡忘的人，而他们还能回忆起我过去给与他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尤其是当我在南北战争期间负责华盛顿政府的铁路和电报的时候，因为那时我能在自己管辖的铁路线上为人们放行——为一位希望去探望在前线受伤或患病的儿子放行，或者为一位获准把儿子的遗体领回家的父亲放行——我所提供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服务。这些行为的效果是：它们是无私的，而得到的回报是好的，其好的程度跟受惠于你的人对你的恭顺程度是成比例的。对一位穷工人行善比对一位富翁行善的价值要多出许多倍，因为这位穷工人也许在某一天会报答你。

    就结果来看，主要能印证这个道理的一件事，发生在阿尔图纳跟司各特先生相处的两年里，这是一起针对公司，由我的第一个老板——杰出的斯托克斯少校审理的诉讼案，而我是主要证人。少校想延期开庭，又怕原告会传唤我出庭，于是就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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