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办公室的经理、负责外联的约翰·P.格拉斯上校有时会让我在他不在场时帮他守守办公室，这时我当信使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了。格拉斯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很受欢迎，因此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更长、更频繁了。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开始接收外界的电报了。我看见人们把那些从操作室里出来的信分配给信使，让他们限时专送。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而且，当时别的信使并不喜欢我，因为他们讨厌我不务正业。他们还指责我，说我习惯不好——说我吝啬，因为我不花自己挣的外快，但他们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我明白，我能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是家里需要的。我的父母是明智的，他们没有对我隐瞒任何事。有工作的三个人——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星期的收入，以及家里的一切开支我都知道。家里需要添置家具和衣物时，我们会一起商量，每添置一件崭新的小什物，我们都会为此感到高兴。谁家都没有我家团结。

    每当母亲攒到半个银元的时候，都会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只长袜里藏起来，集到200个银元时，我把这笔钱换成汇票，寄给了母亲的朋友亨德森太太，以偿还她慷慨借给我们的20英镑。还完钱的这天，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卡内基一家已经没有任何债务了。那真是开心的一天！债务确实是还清了，但是剩下的那份人情债永远都无法偿清。年老的亨德森太太至今还健在。回丹佛姆林时，我去看望了她。走进她的家，就象走进了圣殿。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忘记她。

    在我当信使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格拉斯上校给小伙子们发月薪时，发生了一件令我欣喜若狂的事。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等格拉斯先生依次给我们发工资。我排在队首，当格拉斯先生递出第一份11.25美元的工资时，我就伸手去接。令我惊讶的是，他拿着钱的手绕过我，把钱付给了下一名男孩。我想是他弄错了，迄今为止，我都是第一个领工资的，但后来别的男孩都依次领了工资，却还是没有我的份儿。我的心渐渐地沉了下去。我似乎感到了耻辱。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做漏了什么？他将告诉我，公司不要我了。我就要丢家人的脸了，这可是我最大的痛苦啊。当小伙子们领完工资离开以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他告诉我，我比别的男孩更顶用，他已决定给我13.5美元的月薪了。

    我脑子发晕，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把钱数给了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没有。我接过钱，蹦蹦跳跳地向门口跑去，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家。我记得很清楚，我跑着，甚至是蹦蹦跳跳地穿过了阿莱干尼河上的那座桥——我走的是马车道，因为人行道太窄。那天晚上，我把11.25美元的工资交给母亲，因为她是家里的出纳，但我对兜里剩下的2.25美元只字未提——对我来说，当时的这点钱比我后来得到的一切财富都值钱。

    汤姆，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当我们都安然无恙地上床以后，我悄悄地把这个秘密讲给了我亲爱的小弟。虽然他还小，却也懂得这些钱的意义。我们谈到了将来，当时是我第一次向他描绘我们将如何一起做生意，我还告诉他，“卡内基兄弟”公司将成为一个大公司，而父母也会坐上自己的马车。当时，在我们看来，我们似乎就要拥有一切所谓的“财富”和一切最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了。

    星期天早晨，在跟父母和汤姆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25美元。他们大吃一惊，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接着，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挚爱和自豪，而母亲那炽热的眼神立刻被泪水浸湿——眼神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这是儿子的第一次成功，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的晋升没有白搭。我甚至记不起有哪一次成功或某种形式的褒奖能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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