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来，在到达阿莱干尼市后，被人们从一艘平底船上卸下来。当时，费城和东部地区之间还没有通铁路。乘客先通过运河到达阿莱干尼山脚下，越过这座山以后，再乘火车行30英里到达霍利迪斯堡，然后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接着乘火车行81英里到达费城——这段旅程一共耗时3天。

    当时，由于城际日常交通体系的建立，往返于匹兹堡与辛辛那提的蒸汽班轮的到岸或启程就是匹兹堡的盛事。匹兹堡是从俄亥俄河到运河的大型中转站，因此，从匹兹堡运往东、西部地区的商品使它的商业规模壮大了起来。有座轧铁厂已经开始轧铁，但没有轧出一吨铁，后来的许多年里也没有产出一吨钢。这座铁厂是第一家由于缺乏合适的燃料而彻底破产的厂商，尽管世界上最值钱的焦煤离他们只有几英里远，他们也没有想到，用于燃烧焦炭以冶炼铁矿石的天然气也原封不动地在这座城市底下埋藏了几个世纪。

    信使工作很快就使我认识了城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有名。威尔金斯法官是律师业的领头人，他和麦克坎德里斯、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夏勒及其合伙人埃德温·M.斯坦顿（后来伟大的战时大臣）这几个人我都很熟悉——特别是后者，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好心的他就开始关注我了。商业界名人托马斯·M.豪、詹姆斯·帕克、C.G.于塞、本杰明·F.琼斯、威廉·索、约翰·查尔范特和哈里上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现在仍然健在），信使们都拿他们当自己的榜样。

    总的来说，我的信使生涯是快乐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跟朋友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高级信使晋升了，需要一个新人来替他，来的这个新人名叫大卫·麦卡戈，也就是后来阿莱干尼山谷铁路公司的著名负责人。他成了我的同伴。我们的工作是递送来自东线的电报，另外两个小伙子则递送来自西线的电报。东电报公司和西电报公司当时是分开的，尽管它们都在同一座楼里。我和“戴维”很快就成了铁哥们儿。他也是苏格兰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尽管戴维生在美国，但他父亲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甚至从口音上听也是如此。

    戴维来后不久，公司又需要增加信使了，于是就问我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人。我毫不费力地找到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恩——后来接替我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和总代理的人就是他。罗伯特跟我一样，不仅是苏格兰人，还是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于是，“戴维”、“鲍勃”、“安迪”这三个苏格兰小伙子就担负起了递送匹兹堡西线所有电报的责任。当时，每周2.5美元的工资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职责，由大伙儿轮流来做，由此可见，我们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后来伟大的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H.W.奥利弗阁下和律师W.C.莫兰也进了这两家电报公司，并且也是从这些活儿做起的。在生活的赛跑中，上进的年轻奋斗者们不必畏惧富人的儿子，也不必畏惧他的外甥或其他亲戚，就让富人们瞧瞧从打扫办公室起家的“黑马”吧。

    那时，信使能得到许多“好处”。城里有一些水果批发铺子，有时我们及时地送到了电报，就能得到一整袋苹果；有时面包店和糖果店的人也会送些香甜的糕点给我们。信使能见到一些和善可敬的人，他们说的话让信使们感到舒服，他们还会因他送信送得及时而称赞他，也许还会请他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帮他递一封信。据我所知，信使这个行当最容易使一个小伙子变得引人注目，而这正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伙子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东西。聪明人总是在物色聪明的小伙子。

    当我们送的信超过一定的数量，公司就允许我们每封信收取10美分的额外费用，这是信使生涯中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可以想象，我们都急切地关注这些“10美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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