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气压太低，会使上面的工人抱怨动力不足，而如果气压太高，锅炉就可能爆裂。

    不过，这一切我都瞒着父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做一个男子汉，自己承受一切。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寻求某种改变。我并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什么，但我确信，如果我坚持下去，这种改变就会发生。此外，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会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办，一个苏格兰人又该怎么办。我确信一点，他决不会放弃。

    有一天，这种改变发生了。海先生要制作一些广告。他没有书记员，而他自己的书法又很糟糕。他问我能写什么书法，并提供了一些内容让我写。他对我写的东西很满意，认为以后让我来为他写广告，事情就好办了。除了书法，我还擅长算术。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另一种不那么单调乏味的活儿，对他是有好处的——此外，我想这位可亲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产生了好感，因为这位老人是个苏格兰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把我从机器旁边解放出来。

    现在，我的职责是把刚做好的线轴放在大油桶里浸泡。幸好海先生留了一间屋子来完成这道工序。我一个人在屋里干活，不过，并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能解决。我为自己的脆弱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却不能驯服我那极不听话的胃。我始终无法克服油味儿产生的反胃，甚至华莱士和布鲁斯到这时都帮不了我。但如果我因此不吃早饭或午饭的话，我反而有更好的胃口吃晚饭，还能把分配的工作做完。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不会放弃，否则，他宁愿去死。

    我在海先生这里干的活儿的性质跟棉厂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我还结识了这位待我十分友善的雇主。海先生采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我能帮他应付；但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采用的都是复式记账法，在跟我的伙伴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商量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决定在冬季参加夜校，学习更复杂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人在匹兹堡的威廉姆斯先生开办的夜校里学到了复式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有人告诉我，电报公司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曾向我姨父霍根打听，问他是否知道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做信使的优秀男孩。姨父和布鲁克斯先生都是狂热的跳棋手，这个重要问题是在一局终了之后提出来的，而这件“小事”让却最重要的事情悬而未决。一个字、一个眼神、一种口音也许不仅会影响个人命运，还会影响国家命运。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礼物常常是挂在小事上的。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要去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我记得很清楚，家人为此召开了一个讨论会。毫无疑问，我高兴得发疯。我比任何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都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我去，但父亲则想打消我的念头。他说，这项工作对我的考验太大，而且我太年轻太瘦小了。他们给的工资是每周2.5美元，这就证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强壮的男孩。他们可能会要我深夜去城外送电报，而我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父亲说我最好呆在原来的岗位上。但最后他收回了反对意见，想放手让我试试；我猜测，他已经找过了海先生，并跟他商量了这件事。海先生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好处，尽管他说这为他添了麻烦，但他仍然建议我去试试；他还很好心地说，如果我失败了，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让我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想陪我一块儿去，我们最终决定，他只陪我到福斯伍德大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就行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一切顺利。父亲和我穿过阿莱干尼抵达了匹兹堡，从我家到那儿差不多有两英里远。到了公司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那位伟大的先生，从此得知自己的命运。也许是有什么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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