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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骁飞听说康有为和翁同龢要协助光绪皇帝变法，便建议李鸿章静观其变，与康有为所谓的“变法维新”划清界限，宋骁飞说：“学生认为，康有为变法必定失败，搞不好不只翁同龢，连皇上也可能被搭进去”。

    李鸿章也深以为“然”，说：“老夫也曾致信给张南皮张之洞，康有为过去多次找过他，张南皮也认为此人居心叵测，欺世盗名，不懂政事为何物，是以粤人经商的投机心态来蛊惑人心，不值得支持，老夫当然不会贸然支持此人的变法。”

    原来，身为举人的康有为在光绪十七年拜访宋骁飞，没有受到赏识，便又南下去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也是务实之人，康有为亦不受待见，便愤而回家乡南海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兜售他托古改制的大同理想。

    在讲学之余，康有为写出两本“异端邪说”的奇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指出，周礼、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都是为王莽推行“新政”服务的，因此都是“伪经”。这跟某些五毛“砖家”的嘴脸一样，宣布西方的一切理论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然后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言下之意，这些书大家都别读了读什么书呢当然是我康有为的先进著作呀

    于是，康有为接着推出了皇皇巨著孔子改制考，在这本书中。老康成了孔子的代言人，孔子成了供康有为任意打扮的花姑娘。他动不动就孔子曰“人人生而平等”，读书人一看。就知道康有为这是雷死人不偿命，孔子最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人人平等”岂不是无君无父孔圣人怎么会说出这种混账话

    所以，这两本书在广州出版后，康有为一炮走红南海的乡绅地主受不了，纷纷赶到万木草堂打砸，跳起脚来骂康有为大逆不道。带人去刨老康家的祖坟

    康有为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北京碰碰运气。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被儒家禁锢了好几千年，突然跳出一个半桶水的康有为，也会觉得新鲜，他在北京恍如丧家之犬，也有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同情他，救济他。康有为便按照资助银子数量的多寡，“分封”这些救济他的人为“贤人”、“大贤人”。

    康有为在结识了珍妃的表兄后。托他给帝师翁同龢写了一封毛遂自荐信，介绍维新变法。翁同龢一看，这康有为的书法不错呀，大有汉魏六朝碑学之遗风。甚为欣赏。加上康有为在托古改制中，加入了 开矿、设厂、修铁路等务实的内容，翁同龢也似懂非懂。

    当然。最让翁同龢心动的，是康有为在信中说：“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富强可驾万国。”

    这足以吹破母牛屁股的“三年可自立富强”骗不了熟悉国情的宋骁飞，忽悠不了老谋深算的张之洞，但翁同龢从来没搞过实际洋务，以为修铁路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一年可以来个万儿八千里，此时翁同龢已年过花甲，对他来说，这牛皮吹得很有吸引力，毕竟，再活二三十年没把握，再活三年，在有生之年看到大清国自立富强，正是翁同龢梦寐以求的。

    翁同龢心想，李鸿章办了二三十年洋务没办到的事,他和康有为或许变法三年就能做到，这对李鸿章来说，该是多沉重的打击于是兴冲冲跑到乾清宫去找光绪皇帝，对二十出头的光绪说：“康有为之才，过为师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

    在光绪皇帝眼中，翁同龢那是才华盖世，康有为之才百倍于他，那肯定是大清国的救星呀，加上光绪皇帝没有实际从政经验，一听三年能自立强国，跟宋骁飞说的二三十年相比，时间大大缩短，于是马上决定下诏接见康有为。

    翁同龢赶忙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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