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侦破我们村发生的这个奸夫杀本夫的案子，是最早触动我当警察念头，当县公安局的人破案来到了我们村，我感到他们很威武、庄严，心里充满了羡慕。这个案子的侦破,我又提供了重要线索,我对公安工作产生了巨大兴趣,母亲从组织部长的位子退下来,这一年是干部退休子女可以接班的唯一的一年，以前和以后都没再有过。母亲愿意我安排在保定的一个工厂里，那时计划经济时代，当工人、售货员、粮站工作人员等都是好职业，工人必定可以接班，售货员可以搞到买紧俏商品的小票，在粮站上班的可以多吃粮食和油，没有愿意到政府科局，包括公安局。现在回想母亲给我讲的话,结合我三十年的经历,那时她可能对从政厌倦,不让我再涉足其间,就拗着我的意愿骑着自行车带我去找了保定工业局的干部，我父亲在保定工业局当党委书记时的同事，说定安排我到保定六O四厂当工人.回来走到保定南阁，我又一次看到交通警察在交通岗上神气庄严地指挥交通，当警察的强烈的热情又点燃了，无法遏制.到了家我攒足了劲向母亲要求只去公安局，母亲发火了,说："已给你安排好进厂子了，你还想什么？"我说："我哪也不去，就去公安局。"经不住我气气囔囔铁定心当警察，母亲无奈，只得给县委会提出要求，这是她和父亲一生唯一向组织部门提出的一次要求，请计划委员会安排我去公安局，计委跟公安局联系后说只缺一个打字员，母亲问我还去不去，我说，打字员也干，只要进公安局。就这样，和父亲一样，我也17岁，就从老家骑着破自行车驮着被褥、脸盆,高高兴兴地去公安局报了到.

    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那时县公安局就寄居在县法院的一个小套院里，公安局和法院一个院，两边是柏树，很森严，进小院是个影壁，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只有一辆北京牌130货车，部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公安局通共才有五个科室：办公室、政保科、治安股(后叫治安科,现改为治安大队)、预审股、看守所，全县五个区，一个区一个中心派出所，一个派出所二人。全县都算上共54人。公安局长曹永质是个老头，但权力由支左的38军一个指导员许得友掌管，我到公安局十天后他才接到命令撤回了部队，他支左三年。打字员属办公室，除了打本局的文书，连法院的判决书一块打，当时全县只有政府和公安局两台打字机。我先跟着师傅学打字，三天之后，我就能亲自打材料了，上面我村那个案子的情况，就是从材料中看到的。

    说是打字员，其实由于公安局人少，我又是年轻小伙子，一有外勤工作缺人时就叫上我，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武斗早已结束，上头下来指示，把散落到民间的枪支收缴，我就跟着人们从全县收枪，各种各样的枪收了一卡车，这些枪怎么处理呢，后来局里一商量，卖给县机械厂销毁，我就跟着卡车把枪送到了机械厂车间里。在这里发生了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险事:车间里是销毁枪的锅炉，旁边有个机械汽锤，我从卡车上把枪一支一支拽下来，检查好没有子弹，就递给工人刘金卯，刘金卯再用汽锤把枪砸烂，然后扔进熊熊燃烧的锅炉膛里，最后铸了铁。因为枪太多，一直没检查到有子弹的，我就大意了，检查不再认真，结果，刘金卯手拿一支枪让汽锤砸下来后，就听"咣!"的一声响，被砸的枪筒里射出一颗子弹，正从这个工人的档中穿过，把裤子钻了个洞，不过万幸没伤着重要部位，我见刘金卯捂着档，"哎哟"叫着娘，喊着"好险"，说什么不再干这活了。我虚吓了一场，内心深刻地自责自己不认真，就是这件事给我的印记终生不忘，使我以后三十年中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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