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毁灭了。

    整个事件是这样的。

    我和麦乐怕袭击那个女老师时，被她看到庐山真面目，于是事先打劫了两个三年级的小朋友，用五块钱换了两根红领巾。

    麦乐一边用红领巾蒙住脸，一边冲我嘟囔，那个，莫春，我觉得刚才应该留下三块钱给那俩小破孩才对，我记得咱们以前的红领巾都是一块五一条啊。

    我也学着麦乐用红领巾蒙住脸，我说，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你看房价都这么惊天地泣鬼神，令广大民众水深火热、生不如死、死去活来的。怕现在这红领巾的价钱也很牛了，说不定这两根红领巾的价钱足可以让两个家庭家破人亡啊。

    麦乐说，有这么夸张吗？那我真要自杀才能谢罪了。

    我和麦乐这么全副武装地潜伏在女老师下班回家的路上。可能是这鲜红的红领巾太扎眼了，在路上巡逻的老头老太太就不乐意了，紧紧地跟在我和麦乐的屁股后面小跑，说，那俩小姑娘，你们等等，你们等等。

    麦乐说，天哪，不会又是以前那仨冤孽吧？她拉着我的手说，莫春啊，要还真是那仨冤孽的话，你就将你奶奶贡献出来吧，你让你奶奶竞争上岗，挤走这仨冤孽，让他们下岗，让他们没饭吃。

    我无奈地摇摇头，我说我奶奶这老太太虽然觉悟很高，但是却没有三头六臂，估计要挤也只能挤下一个去，要挤下这三个人的话，还真有些困难。

    就在这时，那三个巡逻的老头老太太走了上来。他们对着我和麦乐说，哎，小姑娘，你们大白天蒙着脸这是干什么啊？

    我一看，果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哦，不是，是天涯处处有知己。

    这三个巡逻的老人果真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果真就是当年我和麦乐贴“不法小广告”时遇到的那三位活宝——俩胖老太太和一瘦老头。

    还是麦乐比较镇定，她说，我们的口罩给丢了，所以就用红领巾防沙尘，我们都有口腔溃疡。

    我当时愣了，我想这口腔溃疡和防沙尘有什么关系啊，这防沙尘应该和鼻炎、肺病一类有关吧。好在那三个老人家的推断能力已经退化了，也就让麦乐给糊弄过去了。我心想，幸亏她没说，我们的口罩给丢了，所以就用红领巾防沙尘，我们俩都患有严重脚气。

    不过，其中一个老太太依旧不依不饶地劝说麦乐和我，口腔溃疡只是小病，而红领巾却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你们还是要尊重革命先烈的，还是将红领巾拿下来吧。我给你们去附近小卖部买俩口罩就是了。

    麦乐一听不乐意了，说，我从小就受你们这些人的欺骗，说什么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害得我当时就跑去问老师，我说，老师，我这条红领巾是哪个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啊？他的鲜血染了几条红领巾啊？我们为什么这么残忍啊，烈士死了都不放过，还要用他们的鲜血去染红领巾卖钱啊？

    麦乐说的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得，因为当时我就在她的身边，一起虔诚地为“烈士们”鸣不平。当时老师就吼我们，说，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问题？再问就用你们的鲜血来染红领巾！

    当时把我和麦乐吓得不轻，就感觉“红领巾产业”是一个太阴暗的产业了。后来才明白，这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过那个时候，如果你丢了红领巾的话，到大队辅导员那里补办一条红领巾的价格已经由一块钱涨到一块五毛钱了。

    我和麦乐经常丢红领巾，所以，我们在无数次补办红领巾中深刻地认识到，烈士的鲜血是多么值钱。

    就这样，和那三个活宝巡逻老队员纠缠完了之后，我和麦乐又遭遇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当我们俩在学校门口蹲点等候到那个女老师，跟着她潜入了一条小巷之后，便挥起拳头，打算对那个骑车而来的女老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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