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我是西头老哑巴！”
    那三个同伙紧着往后拽他，催促他快走，他还不依不饶地骂着脏话，抬头往左右看了看，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这一次可太惨了，c县人过年——要了我的狗命了！我长到这么大，头一次挨这么重的办。
    当时的感觉，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还没觉得特别严重，甚至有几分庆幸，没让老哑巴挑了我的大筋。
    直到老哑巴一行四人走远了，我抬头看看周围，不知不觉地竟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正指手划脚地互相介绍着过程，说的人眉飞色舞唾沫乱飞，听的人俯首帖耳聚精会神，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还有一位大嫂子指着我教育自己的孩子：“宝贝儿，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不学好的下场，小小年纪不学好，你看都让人给捅成蜂窝煤了，谁家摊上这么个孩子可算完了，还敢指望着跟他得继？不惹来杀身之祸就算烧高香了！”
    人们围着我，鸡一嘴鸭一嘴地议论着。
    我心想我别在外头丢人现眼了，都是住得不远的家门口子，再待下去太栽面儿了，我得尽快回家。
    于是手往后背，撑着墙根缓缓站起身来。
    人群不自主地往后撤了一步。
    我试了试迈开脚步，每走一步就有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真可以说是痛彻心扉。
    没走出几步，我的两条腿开始发飘，软得跟面条似的，完全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扶着墙的手也开始颤抖，浑身上下止不住打哆嗦，身不由己地再一次坐了下去。
    三月底的天津城，春风已渐和煦，如鹅毛一般暖暖地在人脸上拂过，我却感觉到从心里往外的寒冷，冷得我直打寒颤，嗓子眼儿里黏黏的c干
    干的，渴得无法忍受。
    我无力地瘫在地上，望着离我十几步之外的人们，分明是光天化日，我眼前的景物与人群却越来越暗，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一阵阵的恐惧涌上心头。
    我想我可能够呛了，脑袋昏昏沉沉地困意渐浓，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向众人伸出手，张了张口，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旋即失去了意识，恍恍惚惚中似乎有人在推我的肩膀，还有人冲我喊叫着：“你别闭眼啊！千万不能睡着了！”
    仿佛睡了一个大觉，连梦都没做，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看见了雪白的天花板，看见了头上的吊瓶，随后又看见了自己的亲属，以及一顶顶蓝色的大沿帽。
    我的意识也在一刹那间恢复了——得救了！我还活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依旧觉得口干舌燥，我舔了舔嘴唇，张着嘴说不出话。
    老娘眼里噙着泪摇摇头，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说：“大夫说了先不能喝水，再忍会儿吧！”
    我无奈地点了一下头。
    很快有大夫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从床头拿下病例记录着什么，随后对围着我的那些人说：“他需要静养，你们都出去吧。”
    众人只得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病房，大夫也走了。
    整个病房除了仪器里传出微弱的“嘀嘀”声外，不再有任何动静。
    呛人的来苏水味儿，一阵阵地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
    我努力追忆着事情的经过脉络，一想到刚清醒时见到的大沿帽，心头登时一沉：“我靠，我怎么和他们说呢？”
    由于是刀伤，派出所已经立案了，因此我被“幸运”
    地关照，得以从重症病房转入一个单间治疗。
    就这么躺了两天，身上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之外，“元神”
    则已恢复如初，一次大难不死换来了短暂的安宁。
    我从家人的叙述中得知，那天我在板桥胡同里昏死过去之后，围观人群中有几个胆大的，上前观察了一番，发觉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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