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危机,科波捷夫觉得人民委员会内部也许还要迎来一次分裂,毕竟连列宁同志都遭到了暗杀,谁也不能保证革命是否能够继续下去了。
且中国人还带来了粮食、棉布和其他生活用品,从而极大的减缓了人民委员会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对立,之前为了能够让城市里的无产阶级生存下去,人民委员会对农村采取了征购政策,要求农民把棉花和粮食都交给政府,政府以后再对农民进行补偿,这自然不会被农民所接受。毕竟沙皇政府就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政府,而现在这个政府里依旧没有他们的代表,依然是一群俄罗斯人。
但是在中国这边送来了棉布、农具、糖、烟、咖啡和茶等日用品之后,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俄中亚农村终于活跃了起来。之前的中亚民族起义使得中亚的棉花就没有卖出去,之后又遇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中亚农民这两年种植的棉花几乎都没有销售的渠道,自然也就得不到什么日用品了。
现在大量中国商品的运来,自然让中亚农江浙湖汉北民们立刻把家中存放的棉花给清仓了,人民委员会的无偿征购令也刺激了农民。但是这种情景对于卡扎科夫这些委员们来说,却是感到不满的。一方面这种商品交换,使得他们的威信在当地大大的下降了;另一方面则是沙文主义的思想,让他们拒绝中国在中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认为这是在侵吞俄国的领土。
科波捷夫虽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比卡扎科夫这些地方出身的委员们要更有国际主义一些,因此在面对徐景魁的质疑,他很快就为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辩护道:“我们并不是想要质疑中国无产阶级武力在七河省的行动,只是你们的行动让我们感到不安。
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都在向您解释,我们并不是想要排斥当地群众,而是认为穆斯林并不能代表当地的群众。我想您也应该了解,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布尔什维克是自主的,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支持他们的人民武装的基础上的。
我们乐于接受当地无产阶级的代表,但穆斯林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我们没法承认穆斯林这个团体的利益所在。如果我们吸纳了他们的代表,只会令本地的无产阶级感到疑惑,到底他们是要推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苏维埃,还是要服从于教长,让那些教长来代表他们的发言。”
听完了科波捷夫的解释,徐景魁的神情才稍稍缓和了一些说道:“我当然不认为穆斯林联盟能够代表中亚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我同样反对浩罕政府所发布的那些反动纲领。
恢复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显然是不符合共产主义道路的;把伊斯兰教法作为基本法律,这更是无稽之谈。吴主席说过,一切宗教都是人对于世界的错误认知,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绝不可能认同这种错误的认知。至于剥夺妇女的一切自由,就是更加的不可能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自由,这当然也包括妇女的自由。
但是,反对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反动纲领,不代表连中亚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接受了。我们可以不认同穆斯林,但总要给群众一个时间去醒悟,而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样的政策只能被那些反动势力所利用。至少我们要教育他们为什么宗教是错误的认识,才能让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其次,对于中亚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外来民族,哪怕是我国来到这里也比你们要早的多。因此用俄语作为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唯一官方语言,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乌兹别克语应当拥有和俄语一样的地位,这才能方便中亚地区最广泛的群众。
然后,既然你们也认为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那么你们就应该信任本地区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把他们也视为穆斯林的一份子,这只会让人民委员会受到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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