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国家由此陷入军阀割据的长期混乱状态。

    宋初，基本因袭唐朝旧制，以“道”为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道。

    后来，朝廷又略做改革，设置“路”级行政机构，“道”“路”并存数十年。

    直至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廷才开始废“道”改路，定天下为十五路。

    再之后，又数次调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赵宋治下的“路”级行政机构终于增加到了二十四路。

    算上徐泽没搭理的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两路，赵宋百年来，国土面积只增加了很小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路”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整整一倍。

    赵宋朝廷此举，其实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拆分“州”级机构的原因基本相同。

    盛唐犯了强汉差不多的问题，赵宋也同样走上了魏晋南北朝类似的道路。

    历史就是在这样不断地重新构建中走向前进。

    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唐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大汉的“州”，赵宋的“路”一分再分，却也不是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

    北宋“路”一级机构的职官有监司和帅司。

    监司又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

    此外，包含重要矿区和港口的路，还会设置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

    漕、宪、仓等司都有监察职能，路一级实际也可视为汉时州、唐时道一样的监察区。

    因而，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帅司即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

    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通常为首州、府）。

    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赵宋又设“走马承受”（政和六年，赵佶下诏改走马承受为廉访使者）一职。

    走马承受最初仅密察将帅的言行举动，不涉它事。

    后又增加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之责。

    要求“事无巨细，皆得按刺”，并且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如有边警急报，不时驰驿上闻，还许风闻言事。

    路的漕、宪、仓、帅四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

    如此一来，各路的财、政、刑、兵、监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赵宋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不能算真正的三级制，顶多算二点五。

    即使是州—县两级，也多采用差遣制，并在州内设置通判，以监察知州履职。

    这些改革，实则是赵宋接受前代潘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不断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

    另一大改革是派文臣知军、州事，以代替自唐末以来的节度使之职。

    军、监都是特殊的行政机构。

    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

    监则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就已出现，也是在赵宋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五代末世，秩序崩溃，军既管兵马，也辖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

    至赵宋，军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军、监有领县的或不领县两种，这也是划分军、监究竟属于州级还是县级的依据之一。

    赵宋之所以采取这种令人看着就头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尊崇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追求极致分权的效果。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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