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大家的重视。对这个帮会究竟是志在庙堂，还是意属江湖，只能说是资料信息奇缺，无法给他们定性。

    说起大明国的门派帮会，这些年来，武林门派、江湖帮会与国初的万马齐喑，一片肃杀相比，有如雨后春花，层出不穷，比比皆是，又有如万里黄河，泥沙俱下，龙蛇混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是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市镇繁荣、政策放宽的结果，让门派帮会有了生存的基础、猎食的场所、发展的空间。

    大明国初，劝奖垦荒，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观，土无莱芜，人敦本业，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短短一百年时间，天弘帝当政时期比天武帝开国时期，耕地面积翻了一番还多，人口多了三千万，达到了一亿，为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经济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随着赋税徭役沉重，科索繁杂无厌，大批农民破产成为流民，投入到市镇从事工商业，市镇人口大增，“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为此感叹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朝廷官府把这些从事工商业的破产农民称之为“髡黥之徒”，在他们眼中的市镇居民，完全是“氓隶杂处”、“土著流民错而居”。

    如今天下汹汹，暗潮涌动，封建社会最基层也最有效的管理手段——族权，在人群混杂的市镇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习惯于聚族而居的人们在一种孤苦无援的境地下，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及生活上的互助，于是便按同业或同乡关系组建起互助性团体组织。社会上各行各业组建起诸如船帮、粮帮等等这样的行会，或者诸如徽商、晋商、浙商等等这样的会馆。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组织并不是人们嘴里说的江湖帮派。但这种为了某种利益聚合起来，相互扶持、共谋生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体组织形式，让社会上的杂色人等，特别是一些居无定所、家无产业、身无余财的武林“三无”人士看到了机会和前景，纷纷仿效。于是，为行会商帮的滥觞流风所及，江湖上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帮会门派，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不用说那些跺跺脚武林震动的少林、武当、峨眉等大门大派，就连三五个阿猫阿狗都挂出一块金字招牌，招兵买马，招亡纳叛，抢占地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这些帮会门派比行会商帮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心理和观念上强化帮会成员对帮会的认同感，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从而加强了帮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正如《墨子·尚贤》中所说的：“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当这些帮会门派势力膨胀到党坚势盛、风行草靡的时候，野心也就如同东风化雨，春笋怒发一般，不可抑制地疯长起来，到达利欲熏心、丧心病狂的地步。力大者欲逞强，势众者欲称霸。于是，按照人多势众、众志成城、称雄道霸的江湖游戏规则组帮建会，或是保护大家的权利、壮大自己的声势、谋夺更多的金钱利益；或是走上了争夺江湖权势，一统江湖，称霸江湖的争霸之路；或是野心勃发，借势上扬，沦为吕武操莽之辈的野心家以阴谋手段篡夺君位的工具。

    在杨应宁的眼中，这些人十之四是第一种，十之四是第二种，剩下的十之二是第三种。理由一是这些人在江湖上都是遁名匿迹，几乎无人知晓，其山门更是避影敛迹，谁也不知在南在北，完全符合杀手刺客的特征。二是自己与江湖组合和个人，完全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若非有人出钱买凶，这些人永远是自己人生轨迹外的流星客。对待这样一个为钱杀人的杀手集团或是争夺江湖霸权的帮会，杨应宁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类似这样以赚取血腥钱的杀手刺客，在江湖上可是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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